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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和宪政之路》序言
2014-01-24 01:29:54 来源: 作者:曾建元 【 】 浏览:0次 评论:0

《中国共和宪政之路》序言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曲折,原因之一是纠结在民族主义的情绪里。本来,正是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才打开了国门,打醒了骄傲的天朝中国,却也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彻底打趴到地上。自此,中国人成为既自大又自卑而几近心理变态的民族,不是自大地以一付目中无人的姿态夸口自以为是的中国精神文明、中国特色,就是自卑地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不是自卑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党国垄断政治经济权力资源下呈现出来的绝对力量当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自大地认为凡是跟中国在历史上牵扯过关系的民族或族群,都应当感谢中国的教化和解放,他们的生活领域,自古到未来都应当永远属于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开始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层次随着洋务自强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兴灭起伏,不断升高,从器物利用到制度规章,终而到达思想文化的高度,而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涌现。在此一过程中,关于宪政民主在中国如何建立的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之间曾经有过辩论,康梁主张勤王,拥护光绪皇帝实施君主立宪,孙中山则主张驱逐鞑虏,建立民国,实施五权宪法。最后是清朝忸怩作态的预备立宪,消蚀了人民的耐心,武昌起义,新军反正,辛亥革命,各省响应,民国隔江而治,终于权臣倒戈逼宫,皇帝只有顺天应人下诏退位,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国体定为共和立宪,禅让予民国。
高全喜教授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称之为中国的光荣革命,因为它的牺牲有限,而最终是以政权和平转移的方式完成中华民国对大清帝国的国家继承,并且以君主主权禅让予国民主权的形式,终结了帝制复辟的幻想,其后袁世凯称帝与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失败,乃至于国会与〈临时约法〉成为北洋政府和南方护法运动统治正当性的象征,都和民主共和与宪政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信念有关。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割据,民国的建立并未为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就条件。救亡图存的急迫感,使得国家统一成为当时民族国家建造工程的优先目标,这也就给予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孳生与发展的土壤。列宁主义(Leninist)被引进中国,民权让位于国权,人权不敌主权,无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都在革命行动的需求下,高倡民主集中制,而堕落为党国领袖的一人或寡头独裁制。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展开和平建国,国民政府依国父孙中山之建国程序论,准备推动制宪以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则以联合国之创始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会身分,参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起草。不幸地,中华民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被认为欠缺推动立宪民主的诚意,而在国共内战中被逐出中国大陆。在台湾则以反共复国、动员戡乱为借口,抗拒回归《宪法》的在野呼声,遂行白色恐怖统治直到蒋经国晚年方才解除戒严而允许自由化,最终由李登辉领导完成民主转型,在一九九零年代进入中华民国的台湾共和。在中国大陆取代中华民国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一反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于〈和平建国纲领〉中表达的种种民主宪政信念,托词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殊国情,为了超英赶美,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和在此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而坚持共产党党国的独裁领导。
 

     中华民族需要文明崛起

 
传统中国以孝立国,这是基于儒家依小农社会需要所发展的义理而来,而将家庭伦理关系扩大到社会关系与统治关系,而将君主在政治领域的地位比拟为家庭中的父亲,在当代中国,则又由党国取代了父亲和君主的角色。
亚洲价值论将家庭伦理勾连到群体主义,复偷渡家父长制到国家秩序当中,赋与国家伦理上的最高性,而成为集体意志的主宰者。这是立宪主义在中国生根的最大障碍。因而如何通过文化改造去改变儒家伦理在公共领域里的影响,又或者克服儒家伦理对于群己关系的重视不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
客观来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已经证明了儒家文化和立宪民主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但这是因为台湾为高度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都市化社会,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庞大受现代知识启蒙的中产阶级队伍以及南北往来的人口流动,使得单单依赖家庭伦理维系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崩解,所以法治成为重构台湾社会的重要基础骨架。
而不容否认的,中华民国宪政发展的重要资产《中华民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都为台湾反对运动援引作为对抗国民党党国的论述基础,因此,台湾民主转型能够成功,不仅是台湾人摆脱外来政权殖民历史轮回的起点,也是中国三民主义建国理想百年追寻在台湾达成的重大成就。
二零一三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共产党之事前规划,选举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声称他的中国梦,就是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中国梦到底有没包括宪政梦,则又言词闪烁、欲言又止。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捧起眼前王策的大着《中国共和宪政之路》,看着这一幕言者谆谆的景象,不禁令人悲从中来,书未展读便已掩卷三叹矣!
 

     当代中国民主化研究先驱

 
王策本名左峰,一九四九年农历三月生,浙江省温州市人,父亲诗人王敬身,致仕至民国考试院与铨叙部专员。抗战期间曾求学于四川乌尤山复性书院,入新儒家大师马一浮门下,国学修养深厚,亦擅长歧黄之术。中共建国后退隐于乡里行医。王策幼承庭训,耳濡目染,于国学亦深有造诣,长于词章与书艺,出入行止温文儒雅,颇有古风。身为前朝罪臣后人,又有着知识阶层的优雅,可以想象在反智的狂乱年代里,王策的年少岁月,要背负着多少属于黑五类子女的悲辛。
王策持志养气,怀抱着知识分子淑世救国的悲悯情怀,为中国思索去路。他曾穷究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思想,而以论文《梁启超的哲学与社会思想研究》于一九八二年获得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来年,他挣脱铁幕,避秦于西班牙,由其姊处得知有王炳章首揭反共旗帜,心向往之,而设法加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并为民联建立西班牙之联络站,从此投入中国民主运动。
王策于一九八五年负笈美国,一九八七年先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再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大学深造,一九八九年在夏威夷受洗为基督徒,并与王炳章、陈厚琦、杨农等共同发起创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二年,王策以论文《中国求索民主:民主之模式及其于中国未来角色的探讨》(China Seeks Democracy: An Inquiry into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Role in China's Future)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当年,他则参与创建了中国基督民主同盟,身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一九八九年中国爆发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天地不仁,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调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血腥镇压了自己的人民,王策做出了他生命历程与政治事业的重大决定,皈依基督教,并且思考着如何为中国注入基督教文明的智慧,以使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能够转化而适应立宪民主体制。在此同时,王策也在思考,如何以最小的代价,使社会主义中国顺利过渡转型为民主中国。他的博士论文,处理的是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问题,他则针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对其政治、社会经济和哲学基础来展开比较研究,而关于基督教民主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问题,他则另以《中国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义和中国文化》专书来处理。在中国民运界甚至在中国大陆,王策恐怕是在专业学术领域开展中国民主化研究的第一人。
 

     爱与宽恕:王策的改良主义政治方案

 
王策认为民主的实践方法,就是权力制衡,而体现在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分立、多党制和定期选举的时空坐标当中,并且应与自由与平等的人权原则相联系。而只有将民主的政府结构和自由平等的人权原则在政治、社会与经济领域中结合,社会体系的民主方有以致之。中国民运的工作,就是努力在各个领域推动与实践民主。
王策博士论文未处理的问题,则攸关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他认为五四运动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忽略了西方文化中更上位的超越精神,即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既证成了人的理性和位格,也演绎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王策乃结合了基督教爱上帝与爱人如己的两条诫命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亲亲、仁民、爱物与敬天的伦理观,提出了由五化三伦构成的社会系统学说,希望能通过教育和倡导,而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重建有所帮助。
所谓五化三伦,指的是精神仁爱化、社会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生化和教育人格化;三伦则为神伦、物伦、人伦,又称天伦、地伦、人伦。神伦为爱上帝,物伦为爱护自然环境与生物,人伦就是爱人。共产党迷信科学,敌视宗教,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天道观念的彻底遭受践踏,宗教失去约束人们内在的规范能力,利害的计算和来自权力者的他律,则取代了敬天法祖和天人合一的超越性价值,变成人们从事公共决策的准则。王策尽管倡导者为基督教,但本文认为其意义则在于宗教超越精神在中国大陆的恢复,提醒中国大陆人民重新认识与学习面对人群、自然与超自然时的友爱和谦卑。
一九九三年,王策当选中国自由民主党第三届主席,一九九五年领导自民党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合并为民联阵—自民党(民自党)。民联阵为民联与民主中国阵线于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华盛顿合并成立的组织。民阵一九八九年九月在法国巴黎成立,首任主席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主力为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民运的幸存者。一九九七年,王策当选民联阵—自民党主席,成为形式上中国民运的领袖。不过,由于各个民运组织皆有反对合并者继续维持原有的组织旗号,因此王策的领袖地位是极为脆弱的。
该年年底,魏京生流亡美国,于次年年底被拥立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王策则于此时在同志岳武的陪同下,由越南返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提出《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并且在杭州会见中国民主党发起人王有才,事发被捕,为此下狱四年,直到二零零二年始获释而回到侨居地西班牙。
王策的返国之举,尽管仁智互见,但他则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此进入中国民运界的讨论和思考当中,也使自己由一个过渡型的民运领袖角色,跃升为举足轻重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是王策关于中国民主化研究的实践论,其基本精神反映了王策自青年时代研究梁启超以来所受到的改良主义思想与政治人格影响,本着爱和宽恕,期待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中国的宁静革命。
在《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中,王策设计了一个政治权力移交的「增量递进」模式,这种方式通过对议会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至少三十年不变,但开放让人民直选的议会席位则逐届递增,对地方行政首长的直选,则是从低级开始,逐届逐级上升开放。这样经过一定年限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实践,最后达成全部议会席位和各级行政首长的开放直选。二零零九年,王策联合了民自党和他在二零零五年组建的中国民主策进会提出《奥运后的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其精神与〈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相同,只是期程缩短为二十年。
二零一一年的《新共和宣言》,是王策政治改良方案的最新修正主张,他将民主化的训政期程缩短为十二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任期缩短为四年,最后则完成总统民选和总统制的新共和,而在此一过程当中,他宽厚地为共产党留下尊严的退路,也就是在增量递进模式下,先展开党政分开,实现司法、军队与文官的国家化,而在代议部门,逐届减少共产党在各级议会中的政党比例保障席次,直到全面开放席次自由竞选,并且师法清朝部会分置满、汉官员的故智,由民选官员与共产党任命的官员以双行政首长的形式共同主持各级政府政务,逐届由下而上取消共产党首长职位,直到全面以直接民选方式恢复单一行政首长制。为了贯彻其理念,王策,这位当代的梁启超,则号召赞同《新共和宣言》的同志,于二零一二年年初另行筹组中国共和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机会

 
我想起清末九年预备立宪和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方案,还有台湾蒋经国的《政治革新方案》,这些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后都行不通,计划赶不上人心思变,君主立宪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华民国被赶出中国大陆,动员戡乱体制被三月野百合学生运动终结了。相形之下,王策对共产党温良恭俭让多了,只是共产党还迷信权力,执迷不悟。而从王策第一次提出三十年方案到《新共和宣言》的十二年方案,也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如果到了二零二五年共产党仍然拒绝还政于民,我怀疑,中国大陆的人民还愿意给共产党机会吗?
王策曾多次来台,总是安静和从容地夹在团体与人群之中,我与他有数面之雅,但有眼不识泰山,始终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而今承蒙前辈不弃抬爱,嘱我为其大着《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书序,令我感到荣幸亦诚惶诚恐,深怕有损本书的传世价值。拜读了王策的大着,其实也就拜读了他的人生。“自古圣贤多寂寞”,王策远谪天涯海角,心系故国乡里,著书立说,为中国宪政民主牺牲奔走,可惜他的主张如空谷跫音,未能得到中国大陆当权者和民间的普遍认识、思考或者支持。我个人愿意善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日后有机会让王策的中国民主学说和改良主义方案能为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和讨论,也希望这个中国民主化的「次佳方案」,终有一天,能有机会进入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圆桌会议议程。

         民国一○二年九月十日四时半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职务宿舍
 
Tags:序言 责任编辑:wan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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