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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前路无知己—记王策戊寅年中国之行
2014-01-24 02:21:16 来源: 作者:李力 【 】 浏览:0次 评论:0

莫愁前路无知己

——记王策戊寅年中国之行
 

李 力

 
戊戌百年是戊寅。一九九八年中国这棵古老的大树又开始吐出了新芽。以“交锋”为代表的一批鼓吹当前中国思想解放的书藉在大陆被允许出版;中共体制内民主改革力量的代表方觉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全面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蓝图;九八年六月份,王有才等人在杭州公开发起组织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运动。中共一党专制受到了公开的挑战,影响深远。
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向国际民主社会靠拢。大陆国内的政治气氛明显松动。这一切都被海内外视为中共在十五大上提出的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良好开端。这时,海内外也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戊戌变法百年来的历史。人们向历史寻找答案。为什麽百年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民主自由前仆後继,奋斗牺牲,但民主还是离开中国那麽遥远?人们企望中华民族在戊寅年梦想成真。
当全世界把注意力投入中国大陆,希望民主之春再度来临,并期望坚持多年的海外民运队伍能合成一股力量,为大陆民主化作贡献时,海外民运出现了“魏王之争”。同时,海外最大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自九七年十一月纽约代表大会後,九八年八月“民联阵”又重新游离出来。残酷的现实再次证明了海外民运队伍整合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些纷争的根本原因是海外民运脱离了大陆的政治环境,无法直接参与大陆政治实践造成的。
此时,担任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的王策博士陷入沉思,感到无奈,但又感到责任重大。他认为时下最重要的不是去协调什麽各种矛盾,解决纷争,而是要带领民联阵-自民党切实地投入到大陆民运中去,才能摆脱海外民运的困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决定首先自己到大陆去直接参与国内民运实践。他企盼以此唤醒海外民运团体停止不必要的纷争,大家都把精力投入到国内这个民运大战场上来。
王策开始作大陆之行的准备,首先他认真研究了戊戌变法及以後的中国历史,研究了西方多种君主立宪制度,也研究了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及大陆近年来经济发展及社会矛盾等等。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需要什麽样的理论?面对当前中共在大陆全面而强有力的统治,欲回避中共这支政治力量而设计大陆政治改革的蓝图,无疑是纸上谈兵。海外民运并不缺理论,而王策博士找的是一种能使中共有接受的可能性及对话馀地的,又能推动当前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理论。
九八年五月澳门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百年研讨会”上,王策博士提出了“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初步设想。这个方案的本质是革命的,是为最终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在中国实现多党政治而设计的。而这方案充分运用了政治上的策略性和妥协性。这个方案的形成标志着王策博士由政治理论家迈向政治实践家的政治素质的完善和提高。这个方案不是从纯理论出发提出解决不了任问题的革命性口号,而是从当前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可望可及的渐进实践路线图。
由于受到前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迅速变换的鼓舞,海外民运人士总希望大陆民主改革很快成功。但是中国和苏联是迥然不同的。对在中国大陆建立民主政体的长期性应该有思想准备。这是中国的国情,欲速则不达。当王策准备了和中共对话的这个方案後,他就决定成行回国,拟和大陆“中国民主党”的同志们商讨後,赴京上书,将此方案提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九八年八月王策派我回国,我在巴黎会见朱光、岳武、柯力思、许天方等人讨论当时海内外情况後,於八月十七日由法国飞往北京。我回国後和先期在国内的民联阵-自民党政务委员南宪(黄河清)等人会面,为王策回国作有关准备。南宪有长期从事国内民运工作的经验,认识许多民运朋友。在南宪等朋友安排下,我於九月十八日在杭州第一次会见王有才,在座另有杭州朋友三人。当时王有才刚刚被中共释放不久(王有才於七月十日被捕,八月三十日获释)。
     王有才的被捕和获释促进了国内的组党活动高潮,当时已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备会。同时,山东省民政厅明确告诉申请组党需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主席及秘书长要详细填写履历表;第二,组织人员至少有五十名登记入党;第三,要有固定申报地址;第四,需有五万元人民币注册费。显然这并非山东省的地方决定。从当时的中国形势来看,大陆开放党禁,仿佛就在眼前。我将这些情况向美国汇报後,极大鼓舞了民联阵-自民党中央。王策决定立即动身回国,上书中央,推动政治改革,催生中国民主党,为大陆多党政治打下基础。民联阵-自民党中央为王策主席进大陆作了严密的部署。
     九八年十月十六日,王策在岳武陪同下,从法国巴黎动身经越南於十月十九日顺利进入大陆。十月二十二日,我接获王策来电。十月二十三日我飞昆明见王策、岳武。当晚,三人商量了国内行动计划。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多,王策由我陪同乘火车离开昆明,岳武留在昆明去完成另一项任务,同时与我们保持正常联络。三人在昆明火车站握手道别时,心里沉甸甸的,每人都感到此行的责任重大。作为民运组织的主席闯关回国,这在海外中国民运史上是头一遭。
     火车在大陆南部云贵高原上穿行,王策浮想联翩。他自一九八三年离开大陆出国後,由於从事海外民运被中共吊销中国护照,不能回国。十五年来作为一位热爱自己的祖国而又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他在国外系统研究世界各国民主理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发表多篇力作,并先后担任中国基督民主同盟主席,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及目前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多年来其心境磨得多麽深刻。此时此刻,他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恨不得把自己学到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早日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坚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同行的我也思潮滚滚。我自六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时就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多次遭到当局的政治迫害,殃及家属。但我仍不放弃民主理念,近十几年来我无怨无悔投身海外民运,尽责尽力开展各项工作,此次又“舍命陪君子”,去担任陪王策赴京上书的艰险使命。我二人在火车上谈论着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的政治改革,当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後,谭嗣同、康有为等六君子被杀於北京菜市口时,我们感慨万分,并约定到北京後,一定要到菜市口去缅怀民主先烈。追古抚今,我们的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无私献身精神的学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从昆明出发的火车经过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五省,历时四十五个小时後到达金华。我们二人马不停蹄,立即转换汽车去温州。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温州会见了浙江及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民运人士,进一步了解了大陆民运,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期间王策更换了三次住所,以求安全。
十月二十八日,时值戊寅九月初九重阳节,朋友们为王策安排了一次扫墓活动。自古忠孝难两全。一九九二年王策父亲去世时,王策因从事海外民运而无法奔丧,只能隔洋跪拜。这天朋友们经周密安排,送王策到父亲墓前扫墓,了却多年心头事一桩。在墓前,王策和他十五年未见面的大姐见上一面。鉴於安全考虑,扫墓时王策姐弟见面合计不到一小时,即匆匆而别。这是这次大陆之行王策唯一会见亲人和扫墓的私人活动。
到北京上书途中先到杭州会见王有才,这原是计划之中的。临行时,当时曾估计到会见王有才的危险性,他是被“监视居住”的。但根据当时国内组党的形势,作为海外最大民运组织的主席王策会见大陆中国民主党的发起人王有才,其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当时,王策讲:为了推动中国大陆组党运动,我各人安危称得什麽?他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先到杭州会见王有才,而後前往北京上书。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九八年十一月一日,王策起草“回国上书声明”,并通知在昆明的岳武先行出境回法国。他决定和我北上,留南宪在温州定时保持联系,以防万一。动身前,我们将身边所有材料,相片,通讯录都留给南宪保管。南宪作诗为王策送行:
 
此去京华闹天宫,出儒入侠亦从容。
罗成叫阵小豪杰,王策闯关大英雄。
不变卅年改良案,鼓吹一意民主风。
公约且作长缨舞,试看神州缚孽龙。
 
     十一月一日夜十一点四十分,我陪同王策由温州乘火车北上,随身带有拟向“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递交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和“回国上书声明”。两人赤胆忠心赴京,以期帮助中共政治改革。
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点,火车到达杭州城。杭州朋友陈光铭到火车站接我们,随後三人立即先去购票。王策以化名“李卫强”的证件购买了当天下午一点十分杭州到北京的飞机票。购机票後,三人即驱车去约会地点。在杭州玉泉公园门口,王有才已等在那里,与到达的王策、我、陈光铭三人一起购门票进入公园茶室会谈。王策与王有才除了彼此介绍海内外民运情况外,还谈了今後两个组织加强联系,共同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设想。王有才介绍了严格按民主程度筹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他谈到,九八年六月份,他开始在浙江筹建中国民主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各省市人士要求参加,这时,我们就不能以中央自居了,故改称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会,各省市也称筹备会,待条件成熟时,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民主党,民主选举中央领导人。
 
王策介绍了“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并征询王有才意见。深刻了解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王有才对该方案很欣赏,他认为三十年恐怕还不够,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转轨。两王都主张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大陆民主化进程。会见时,王策把“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和“回国上书声明”交给王有才,嘱他若自己赴京上书出事,请王有才帮助把消息传到海外。会见前,王策了解王有才被抓後,工作被开除,生活无着落,便用纸包了一千美元送王有才以解决生活困难。会面时二人曾留下四张合影照片,记载了二王的这次历史性会谈。
十一月二日中午十二点左右,二王会谈结束。王策,我及陈光铭三人驱车往机场,而王有才家离玉泉公园很近,他便步行回家去拿北京的外国媒体的电话号码,供王策到京上书时用。分别时约定用传呼机联络。
十二点三十分左右,我们三人到达杭州机场。在等候王有才来电时,三人进机场餐厅用餐。将近一点钟时,也就是王策和王有才分手约一小时後,突然有十几位便衣警察来势汹汹地直扑我们的餐桌,领头的一位朝三人大声嚷嚷:你们快跟我们走!随着夺下了我们的碗筷。三人分别被来人架住双臂,推出机场餐厅外。当时这些人并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证件,不由分说将我们三人分别塞进机场门口的三辆汽车。此时,警笛大鸣,警车开道,向杭州市区驶去,而後,这三辆车又分三个方向把我们三人分别送入不同地方关押。我们均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拘传,并转为“监视居住”。
此时的王有才估计早已被抓,故才有上述杭州机场的一幕。一月三日南宪及邓焕武在温州被捕。至此,王有才、王策、我、南宪、陈光铭、邓焕武六人全部身陷囹圄。王策回国赴京上书之行中途夭折。这就是戊寅之年十一月二日发生在杭州的“王策事件”。
之後,中国大陆政治风向急剧逆转,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严重受挫。十一月二日被抓的王有才被判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的徐文立被抓并被判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武汉秦永敏被抓被判十二年。专制的中共当局为了维护专制,仍然像一百年之前的慈禧一样把这批忧国忧民的民族精英投入牢狱。呜呼,戊戌百年是戊寅!
     九八年十二月十日王策在杭州正式宣布被逮捕。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王策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和“偷越国境罪”被判四年。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王策被遣送到位於金华的浙江第五监狱服刑。
     王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大陆对王策的审讯,引起外界质疑中国大陆是否违反国际人权规范,并表示继续关注此事。九九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奥布莱特访问大陆时,向中国政府严正指出人权恶化。西班牙外交部长马图德两次致函中共外长唐家璇,谓西班牙政府对王策一案非常关注。他除对王策判决表示不满外,也希望能就王策一案继续和唐家璇进行对话。
国际社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国际媒体,特别是西班牙的全国媒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统的追踪采访报导王策事件。此外,民联阵-自民党组织了“营救王策委员会”,竭尽全力营救王策事件中被捕者。自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始的绝食活动,至今仍在继续。海内外多个民运组织展开了各种抗议声援营救活动。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民运团体的不懈努力下,中共当局迫於压力,於九八年十二月中旬将王策事件中被捕的陈光铭在杭州释放。九九年一月中,邓焕武获释。九九年二月十四日,南宪获释後,经法国於三月二十二日回到西班牙。九九年三月七日我获释被驱逐到澳门回欧洲。王策至今仍身系狱中。
现在国际社会及海内外民运团体仍在努力营救王策,以期早日获释。王策博士此次回国上书,明知会被捕,但他出儒入侠,求仁得仁。戊寅中国之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王策博士的政治水平和胆识。他不愧是一位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朋友和王策站在一起的: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Tags:王策戊寅年中国之行 责任编辑:wan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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