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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与民主
2014-01-24 02:24:47 来源: 作者:王策 【 】 浏览:0次 评论:0

祈祷与民主
——从华盛顿早餐会到芝加哥研讨会
 

引 言
 
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至五日,我在华盛顿参加了总统早餐会。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又在芝加哥参加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中国重生之路》的研讨会。在此期间还在马里兰大学、北卡州立大学、北卡教堂山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处,作了关于基督民主主义的演讲与座谈。此行感触良多,籍此小文,分享感受。
 
一、          祈祷美国生活的基石
 
“美国生活的基石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祈祷基础上。”(引自这次早餐会分发的“仆人/领袖讲习”资料中前参议员Frank Carlson的引语)如果不是亲历这次规模盛大的早餐祈祷会,初读这句话,是很难理解的。我们一般都认为美国国家的基础是她无穷的财富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她能叱咤风云,领导自由世界,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基础竟是谦卑的祈祷。但是,通过三天的早餐会活动,聆听各界人物的分享,使我看到了平时在报刊电视上所无法看到的美国政治生活的另一面,终于使我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美国生活深层的精神基础,是美国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生命线。
 
早餐会的起源     
 
就从早餐会的起源谈起。早在一九四二年,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和行政、司法部门的领导人已开始私下非正式地聚会祈祷。因为他们感到在这充满危机的世界中,更需要在上帝的和平与爱中相聚在一起,共同成长,并增加互相之间的了解和帮助。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了第一次的参、众两院联合早餐祈祷会。从此,一年一度都举行有总统参加的全国性早餐会。到了今年已经是第四十一届了。现在的规模之大,已堪称国际早餐祈祷会了。这次参加的人数达三千六百多人。来自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来,不分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与种族肤色之不同,都在基督的精神里相聚在一起共同祈祷。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只有在上帝的爱里,人们才能消除歧见,和谐相处,共同来面对一个问题重重的、变化中的世界。
 
副总统的讲话     
 
副总统高尔在这次早餐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祈祷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几百年前开始的科学革命,却误导人们认为信仰和科学是相冲突的。人们认为一切都依赖于理性,凭理性可以解释世界,主宰万物。但是现在全世界每天有三千七百名儿童由于饥饿和本来很容易医治的疾病而死亡。暴力、贫穷、环境污染、种族冲突与宗教战争随处可见。人们所信赖的理性和现代社会统制方法,面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神危机。他说我们基督徒都说自己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主。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为何总是挑战上帝的创造,无视周围的苦难?
高尔回忆说,去年夏天克林顿总统找他作竞选伙伴时,他们一起以祈祷开始来作决定。他觉得必须面对上帝,依靠一个超越的力量来指导人生的道路。这次早餐会有全国和世界各地人士的参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分享友情、事奉与信仰的机会,以期在上帝的帮助下,去创造一个奠定未来希望的基础。
高尔的讲话使人深深感到,即使在目前信仰危机的时代,美国政治家们对祈祷仍然是认真严肃的,不只是表面的形式。早餐会的主持人参议员爱默生介绍说,高尔是参议院早祷会的热心参加者。美国参议院每星期三,众议院每星期四,上午八时都举行早祷会。在那里人们抛开政见的分歧,一起为自己灵命的更新,个人与家庭生活中的问题等等,共同祈祷。
 
祈祷中的友谊
 
我们拜访的一位民主党的众议员对我们说,他最好的朋友不是民主党的,而是共和党的。虽然他俩在国会投票的记录完全相反,但他们却在每周的祷告会中结成超党派的友谊。他说他们尽管政见不同,但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同是主内弟兄,所以并不妨碍他们结成好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元民主政治的运作,离不开深层一致的精神基础。我们中国人由于政见的不同,往往势成水火,转而对人不对事,各走极端,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西方政治家能够做到对事不对人,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基础,异中有同。这样才能使多元的民主政治运作得以维持,不会一拍即散,使民主的“游戏”玩不下去。
 
祈祷与美国立国的历史    
 
美国政治家们的祈祷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回顾美国开国的历史,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是伴随着祈祷而进行的。如一六二零年的第一批清教徒踏上美国国土时,面对上帝,立下五月花公约;一七七四年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一七八七年的费城制宪会议,都有着动人的祈祷纪录。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当会议由于纷争陷入僵局时,老富兰克林起立发言,提议大家进行祈祷的故事,已是我们耳熟能详了。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更早的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情形。
对这次会议期间的祈祷活动,后来出任美国第六任总统的亚当斯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下了如下一段:
“华盛顿跪在那里,还有亨利、鲁道夫、路德里杰、李和杰伊。在他们旁边,新英格兰清教爱国者们有的恭敬地站者,有的弯下腰。他们相信此时此刻,武装的士兵正在蹂躏他们谦卑的家园。他们热切地为美国、为国会、为麻省,而且特别为波士顿祷告。人们可以感到他们哀切地转向上天,祈求神明介入的情绪。此情此景,足以使铁石心肠为之融化。我看到庄严宁静的费城教友派老教徒们,个个热泪盈眶。”(笔者译自Beliles&McDowell,America's Providential History,P135)
 
福格谷的祈祷者  
 
华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由于他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使他能领导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为美国奠定不朽的民主根基。
一七七七年至七八年的冬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时华盛顿驻军福格谷(Valley Forge),面临着最困难的处境。军队缺乏鞋子、衣服、毛毯、帐篷和食物等等。华盛顿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至少有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士兵因赤足或裸体而无法值勤。当军队赤足在雪地里行军时,往往留下斑斑血迹。在这困难时期,华盛顿总是坚持叫士兵们去参加教堂祈祷、节食与感恩等活动。鼓励他们敬畏上帝,克服人心的软弱,恪守基督徒之品德。根据周围人的记载,华盛顿本人几乎每天早晚都在帐篷里垦切祷告。一个当时目睹华盛顿跪在树林里祷告的人对他的妻子说:
“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上帝愿意倾听的话,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我有一个预感,在这样一位统帅的领导下,我们毫无疑问的将赢得独立。这是上帝的天命所归。”(同上,P156)
上帝倾听了华盛顿的祷告,一个奇迹终于发生。在一个多雾的早晨,士兵们忽然发现河流好象在沸腾。走近一看,原来是成千上万的美洲鲱鱼,反常地过早向上游回游。士兵们欢呼雀跃,冲进河流,用干草叉和铁铲捕捉鲱鱼。李将军的重骑兵策马入河,阻止鱼群游去。于是军队获得了大量的食物,缓解了饥饿状态。
另一个奇迹是同年冬天法国决定同美国结盟。这意味着美国将从法国获得大量的物资和人力的援助。大陆会议认为这是上帝伸出的援手,定五月七日为全国感恩日。在那天华盛顿颁发的文告中,他为全能的上帝在地上兴起强大的朋友,来援助美国建立自由和独立表示庆祝与感恩。华盛顿的军队在福格谷终于能生存下来,并走向胜利,完全是神的介入之结果。后来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福格谷的祈祷者,”画面是华盛顿跪在雪地里祈祷,旁边站着他的战马。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里根总统在全国祈祷日的讲话中提到这幅画。他说:“美国历史上最美妙绝伦的一幅图画,就是乔治·华盛顿跪在福格谷雪地里的画像。这一形像把这样的人予以典型化:他知道光靠自己的勇气和善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上帝,我们的天父和保护者那里寻求帮助。”(同上,P157)
 
克林顿总统的幽默
   
如所周知,华盛顿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美国第一任总统,最后他说了一句:So help me God(上帝帮助我),随后俯首亲吻圣经。他的最后这句话为历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所重复。
在这次早餐会上,新任总统克林顿很风趣地强调了这一信息。他说就在不久前,他在大法官主持下宣誓就职。当他要说到“So help me God”最后这句话时,不禁去想象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肯尼迪,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伟大总统怎样说这四个字的声音。他自己也有力地说了这四个字,但在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却不一样。于是他用强有力的升调语调,模拟了他内心想要说出的声音。他那近于呼喊的、听起来怪怪的声音,引起了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哄堂大笑。
 
      中国的根基何在?
 
早餐会在克林顿总统的讲话后结束,但从这次早餐会中得到的信息却在我心中永记难忘。过去我只是从理论上知道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基督教文化,而这次的亲身经历,更使我补上了深刻的一课。从向上帝祈祷这一具体的行为中,使我有了更真切的认识。通过这次活动,也使我在灵命上更加和主亲近,并印证了近年来我对基督民主主义的探索是符合他的旨意的。如果这是我今生应作的事奉的话,我将无怨无悔地献上。我深知前途将充满坎坷与险阻,但相信主慈爱大能的手,将扶持软弱的我前进。
 
演讲基民主义
  
早餐会结束后,我即赴马里兰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基督民主主义—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新选择”的演讲。在讲话中,我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基础,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利弊得失,并比较了这二者同基督民主主义有何不同。进而我谈了基督民主主义的特点,指出为什么它是我们中国社会发展应有的选择。我特别指出基督民主主义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能应付两个我们面临的危机,即中国文明衰落的危机和社会解体的危机;其次,它适应两个重建的需要:一是重建信仰与精神价值观,二是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新秩序。
 
以基督精神开基立国     
 
针对中国社会转型后的重建任务,我特别强调指出:在旧社会解体之后,我们必将面临一个没有信仰,价值观念混乱的局面,社会将陷入一盘散砂。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十二亿人口,我们凭什么精神去重新开基立国?就要凭耶稣基督广大无边的爱,以爱人如己的精神,使全体人民达到兄弟般的团结。我们要以崭新的精神气象,来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我们不能光凭几句自由民主的空洞口号。这些口号必须植根于深厚博大的精神文明之中,才有实质性的意义。基督民主主义则能为我们完成这些任务提供一整套新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西天取经”
 
在讲话中我还呼吁我们这一代海外留学生要象当年的唐玄奘一样向西天取经。如果说唐玄奘作为古代外出留学生,把佛教文化带回中国,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西天取经;那么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就要把基督教精神与民主制度带到中国,以谱写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西天取经,为中国文明奠定新的根基,从而迎来复兴的春天。
继马里兰大学之后,我还在其他几所大学作了相同内容的演讲与座谈,均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一些质疑和问题,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研究。三月中旬的芝加哥研讨会,就是比较集中地讨论基督民主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聚会。
 
芝加哥研讨会     
 
芝加哥会议成功地把宗教、学术与民运各界的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来探讨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与民主化问题。研讨会的主持人赵晓薇为之写了一个很好的“前言”,他写道:
“从事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实践者们,坐在一起讨论基督民主主义如何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个历史性的举动说明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它显示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层次,已经从建立民主制度深化到引进民主政治文化;已经了解到,若仅仅建立民主制度,没有民主政治文化作为制度的基础,中国的民主制度可能会重新变质或者解体。
第二、它表明,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单只恢复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优秀部分,不足以使中国真正达到民主化与现代化,须注入人类文明当中最优秀的基督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返老还童。
第三、它预言,中国人民正在从相信科学和理性使人类无所不能的愚昧和迷惘中走出来,开始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局限,开始从天道和上帝那里寻求智慧。
回顾历史,深究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民主化的整体过程,可见其中充满了自身内部的搏斗,倾轧和内讧。这种没落现象的产生,除去中国共产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民主的理解和认识层次的差别外,众多的人中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类民主制度赖以产生和维系的意识形态—基督民主主义,是重要的原因。
今天,中国人终于开始准备结束在人类主体的先进文明之外流浪的生活,准备带着自己本民族文化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去溶入人类共同发展的明天,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呵!我们今天召开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中国重生之路研讨会,”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历史将赋予它无比的生命力。
中国前途转折的时候到了,上帝必将为我们引路。顺天意而行,当结硕果。”
正如赵晓薇所言,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但讨论的问题颇为深广,很具启发性。为了使大家对这次讨论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想在下面把一些发言作简单的介绍。
 
社会意识形态真空
 
首先,赵晓薇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解体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真空之可能性作了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和中共的党员及基层干部,已经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口头上也不再拥护共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中共在其四十年对中国的统治当中,基本上消灭了其他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宗教文化、外国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国意识形态真空造成野蛮、愚昧以及无法无天的现状。现在是黄金滚滚,人欲横流,精神价值全面崩溃。在社会行为上无规范可循,出现种种非人道的行为。如此下去,社会将出现整体崩溃、战乱和解体的可能。
赵晓薇的发言更加增强了我们探索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时代感和紧迫感。深感当前任务的挑战性意义。
 
望尽天涯路        
 
梁燕城教授“望尽天涯路”的发言,则对中国当前的时代与文化问题作了全面的反思。最精彩的是他从神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近代史的苦难问题。他指出,所谓历史的苦难,是指在一特定时空下人类的“共业,”即群体造成的后果,要群体大家去承担。苦难的不断重演和改革不断失败,有其文化内部结构的因素存在,牵涉到“罪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这“共业”导致全体之过错在历史中不断重复。要突破这共业网,就只能靠悔改与信心。全体之悔改,承认全体之过错,以信心开放自己,面对永恒无限的神,以无限的眼界,批评全体之偏见,才能使中国文化重新捡拾创造性。
对于苦难中之希望,他提出“十字架境象”和“广场神学”的论题。他认为人在强权压制之下,仍能恢复信心,奋斗下去,祗能由于看到一种特殊的真理境象,即真理本身也曾被压制和杀死,此即十字架的境象。十字架还表示宇宙终极之真理是有情格的。基督以自身受苦,来认同世上受压制、无辜被害的群体,使受压制者知道真理和自己同在同行。这有情真理之复活,则成为人生的盼望。死亡不是最后的历史定局,十字架和复活,成为改造历史的动力。
粱燕城进而指出,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公众空间。人民在这里汇聚,开始了中国改革的社会条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千万无辜的人受苦,祗有十字架上受苦的神,才能认同和承担此苦。其复活则转成一生机和出路,使中国人永远有信心,中国必有复活的一天。他相信神仍掌管历史。文革的迫害反而使基督徒增加,而神亦呼吁更多的时代先知,面对现代,带来行动去转化中国历史。
 
基督信仰与文化更新     
 
基督教信仰和文化更新的关系,则是吴宗文牧师的中心话题。他指出文化由理念(Ideological)、制度(Institutional)、风习(Behavioral)与器物(Material)等层次构成。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文化背后的主导观念、管辖行为之客观模式、可观察之行为表现与眼见之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的整体。塑造新文化的任务,涉及到全面调整这些方面的工作。
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文化因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不断寻求改造自己,以期赶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但其努力往往只限于器物和制度层次,如洋务运动的“船坚炮利,”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等。他说民主和科学是中国文化更新过程中需要注入的新因素,但有了它们,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除此之外,还有风习层次和理念层次文化,也是极需改造与革新的。他从历史的考察,说明西方文化同基督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是科学与民主的发展,都同基督信仰有关。他认为基督信仰是一股清新的潮流,所到之处,无不带来文化生命的更新。我们中国人若能籍着相信耶稣基督,加入属灵的群体,就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展开重建中国新文化的运动。
中国需要变革,但怎样去变?其目标与途径如何?通过吴牧师文化结构论的分析,使人们信服,只有让基督信仰精神注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文化,才是一切变革之始。
 
基民主义和中国文化之融合      
 
基督民主主义同中国社会及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否可能?这是钱达发言的主题。他以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观察及预言来说明,中国重建文化的基础,必然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同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仁和爱,此即为融合之接触点。但对一个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影响,基督教比儒家更深入、更直接。
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比佛教更容易。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清末融合的失败,有其具体的历史情境根源。由于当时处于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人们强烈的排外心理使基督教受池鱼之殃。今后中国人应客观的重新认识基督教,使中西文化的精髓得以融合。
他说古有明训:“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足为行,”所以一个社会的健康与稳定,需要法治的硬件设计,也需要文化教育的软件配合。中国人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民主思想的民族之一,可惜一直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来。欧美社会从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已成功的发展出民主制度,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最后钱达认为,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人心空虚,正是恢复固有文化,并融入西方文化的大好时机。目前基督信仰在大陆的传播为苦雨甘霖,对中国的重建,定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有赖大家及时的努力。
 
历史音乐与神学之旅
 
林慈信牧师的发言独具特色,他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混合历史、音乐与神学的旅程。他把基督教信仰和民主发展的历史,用不同时期的音乐演奏加以说明。他的讲话不时穿插进美妙的钢琴弹奏,使我们领略了从十六、十七世纪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经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等不同时代的音乐代表作。他弹奏的有世俗音乐,也有圣诗歌曲。当他弹到“奇异恩典”这首基督徒都很熟悉的歌曲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随着他的琴声放声齐唱,内心的感动不可名状。我想起这次总统早餐会上,也有女声独唱这首歌曲,深情的歌声前后回荡,更感主恩之甘甜。真是感谢林牧师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堂生动感性的课。
 
基民主义与中国民运      
 
对于基督民主主义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林长盛博士作了很好的分析。他以最近回国考查的体会,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处于巨大的社会变动和精神空虚,而民主运动对此没有相应的对策。中国民主运动处于一种困境。一是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在只是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运动;二是没有向人民大众提供道德精神上的信仰,它基本上只是一场政治运动。
林长盛认为基民主义则能引导中国民运走出困境。理由是:一、它的主要对象是劳动大众,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二、它的目标是同时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与物质生活,能为大众提供精神支柱;三、它是积极的入世主义,通过宗教上的组织,运用在政治上的机构,可动员巨大的社会力量。这是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他相信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发展,基督民主主义将能为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巨大的帮助。在扩大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提供人民大众道德规范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在这基础上,基督民主主义将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艾牧师最近曾回国考查过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现状。他回顾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报道目前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已达七千五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发展之中。他在谈到基督教对目前民运的启示时指出,在中国的一元专制破除后如何争而不乱,多元而又有一致的基础,这就要靠对上帝信仰这一超政治的凝聚力,以博爱来建立起人际关系的桥梁。他还建议民运组织应该借鉴教会在其运作方面的经验,如重地方、重人员的发展,聚会之仪式及规范,个人的奉献等等,都是民运组织应该学习的。这些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人的价值与民主  
 
罗裕康医师从他作为外科医生又是基督徒的角度,谈了人作为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单位,有何价值。他指出纯粹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是不够的。据说,如果把人分解成各种化学成分,如磷、钙、铁和碳水化合物等等,加起来的价值不过是二块多几毛钱。而从《圣经》中的价值观来看,人则是无价之宝。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具有无尚的尊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因而基督教关于人权尊贵的观念就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因此,如何认识人的价值,也是中国将来建立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关键,不可忽视。
 
祈祷之功能与民运队伍之建设     
 
吴倩女士是一位注重基督徒灵修生活的作家,她对祈祷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她的“以祈祷精神化解斗争意识”的发言,发人深省。她指出四十年阶级斗争的实践与共产文化的传播,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扭曲、心态失常、思想混乱,呈献出一种普遍的心灵受损伤与毒化之现象。如果说民主制度是一个比较合理均衡的架构的话,必须有承受这架构的土地,这土地就是该社会中人的心态与精神素质。所以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进行精神修复与人格重建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当前民主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承前启后,而是要从一个混乱、背逆,几乎是不可收拾的民族精神灾难中走出来。
吴倩主张的途径就是培养祈祷能力,向上帝祈祷。首先,祈祷有“医治”的功能。通过祈祷能医治心灵的疾病,抑制一颗颗由斗争意识训练出来的狂热头脑,使之谦卑地放下自我,冷静下来。祈祷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认清自己丑陋的一面。这样才能以宽容饶恕的精神,和他人与社会和平相处。其次,祈祷有“廓清”的功能。它能使我们从僵化呆板的唯物机械论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我们生命本体中原有的立体思维方式,以明万事互相效力。只有在敬拜的心灵中,我们的才智才能被开发出来。所谓“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只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信息,就能产生民族精神重建的巨大创造力。
此外,她认为祈祷还有其他的能力。它能使我们的心接上生命与爱的能源,这对目前重整民运队伍尤其重要。养成祈祷习性,就能在无形中联系一大批对祖国、对人民有真诚火热的奉献精神的朋友。只有个人与个人产生交通的网络关系,然后一组人与另一组人互相辐射影响,以形成群体,我们新时代所需要的新一代人物,才能整齐、健康、理性的挺立起来。
吴倩的发言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基督信仰和民主建设的关系,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还要通过祈祷这一具体行为,将其敬拜信靠上帝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与政治运作之中,才能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社会的重建工作。只有同时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才能为将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根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领悟美国总统早餐会的深层含义。
 
四、小结
 
在这次早餐会上,美国著名布道家葛佩理博士(Dr.BillyGraham)在讲道中谈到了目前人心面临的问题。他说有一天到哈佛大学去讲道,当他同校长在一起时,他问校长,哈佛大学的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校长回答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空虚。现在的学生很空虚,他们都在寻找。”据说哈佛大学有一位女孩子,她哭呀、哭呀、哭呀,一直哭个不停,学校当局找不出她如此伤心的理由,只好叫她的父母来把她领走。当她的父母来到时,她扑在他们的怀里哭诉说:“我想要一件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女孩子的哭,真是哭出了人类生命深处的空虚。
我想,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也是象这哈佛的女孩子一样,带着一颗空虚的心在哭泣寻找吗?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出路何在?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16)“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路加福音》.11:9)我们何不来到他的座前,把我们的渴望向他倾诉,为我们的出路向他祈求?
 
 
Tags:祈祷与民主 责任编辑:wan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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