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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
2014-01-07 21:22:00 来源: 作者:王策 【 】 浏览:0次 评论:0

奥运后的中国
——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

推荐词

 
        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与中国民主策进会向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们郑重推荐本组织主席王策博士新近撰写的《奥运后的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一文。
        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2008北京奥运会的奢华亮丽并不能掩盖中国社会问题的黑暗紧迫。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百病丛生、急需治疗变革的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较明显的成就,但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经济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已使当前的中国社会充斥着腐败与不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道德沦丧。中国人吃的是有毒的食品,喝的是肮脏的水,呼吸的是受污染的空气,住的是豆腐渣楼房,走在路上,随时有被警察无辜拘捕而遭受酷刑的危险。中国已成为一个不适合人类安全居住的危邦。历史又把“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严峻时刻了!
        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人们一直讨论得很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是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隔靴搔痒,不知所云;或是空喊口号,没有方法,难以实施。总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在理论上清晰明确、在实践上切实可行的规划蓝图。
        王策博士在这里所提出的,是至今为止就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的一个最为具体明确,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透过历史的与世界的宏观视野,他清晰有序地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在今后二十年中如何实施由一党专政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宏图方略。这一蓝图既理想又现实,极具创造性和建设性。
        王策博士这次提出的转型方略,是以他十年前所提出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为基础,经过修订补充,发展而来。
        该方略首先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在理论上分析了尚未产生市场前的传统社会和有了市场后的现代社会结构的不同,阐明了现代社会必须进行“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分家、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之原理;进而指出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后所产生的“权力市场经济”与“官商利益共同体”这一结构性畸变,以及因之而来的社会两大领域运作功能的混淆失调,孳生腐败和不公,以及种种相关的社会问题,揭开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王策博士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党权”和“民权”的矛盾,人民所有的种种“权利”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人民根本的政治“权力”被剥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进行:一、权力和市场进行切割,二、“党权”向“民权”作转移回归;实施这两大举措的途径就是确立民主宪政的“议会制”作为中国未来的政体。
        为了确保这一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能和平有序地进行,免给社会带来动荡和现执政党的失落感,该方略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政治权力移交的“增量递进”模式,又称之为“分期付款”模式。
        该方式通过对议会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证了共产党作为多数党在二十年内继续执政,但开放直选的席位则逐届递增;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则是从低级开始,逐届逐级上升开放。这样经过二十年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实践,最后达成全部议会席位和各级行政首长的开放直选,从定量有限的小民主发展到全面无限的大民主,民主宪政圆满实现。
      对这一民主宪政方略的实施,王策博士为之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从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为预备期。2009年为“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在予以平反的同时,开展一场以修改宪法为核心的全民政治大讨论,解放思想,启动政治改革。2010年的中心任务是拟订新宪法草案。2011年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纪念的同时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决,获得通过。
      2012年为实践民主宪政新纪元的肇始,进行实施新宪法后的第一届国民议会和地方各级议会的议员,以及地方各级行政首长的选举。2012年至2032年的二十年,为民主宪政的实验期,在此期间完成权力的全面开放转移,议会制政体得以完成。在此二十年期间,在野党和执政党通过有限、有序的理性竞争和良性互动,亦可为中国建设一个“向心性两党制”的政党政治,使国家的政治局面更为稳定。2032年后则顺利进入民主宪政的成熟期。该时间表是一个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民主改革线路图。
        王策博士长期投身民主运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十年前就曾和本组织同人们策划进行了一场戊寅年返国上书活动。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不顾个人安危,携带其《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以“非常”的方式返回国门,上书当局,呼吁改革。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此一爱国举动,不被当局接受。王策被投入监狱三年多,同人李力、黄河清等也遭拘捕关押。“戊寅上书”活动虽然失败,但其参与者的铁骨丹心,可昭日月。
        现在,王策博士经过十年的沉潜思考,在此关键时刻,再次推出“民主宪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正是“戊寅上书”的继续和发展。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策博士这一新的力作,必将获得人们的重视和认同。
        我们注意到中国当局为了回应奥运后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最近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进行“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次改革是真正的改革,不要再次让人民失望。我们已经错失了许多时间,我们决不能再错失今后宝贵的时间了。我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大改革中,和全国人民一道,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平安美好的家园!
 
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中国民主策进会
                                                                                        2008年9月20日



 

上篇:奥运与国运

 
一、          绪论

 
        2008年8月北京主办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在五彩缤纷的烟花中落幕。中国政府为了这次奥运会投入巨额的资金和庞大的人力,克服诸多阻力,终于使之办成了一个各国元首来宾云集,运动健儿踊跃竞技的体育盛会。在这次奥运会中,中国成为最多的金牌得主,并以奖牌100多枚的总数创下历史记录,超越了体育大国美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人在这次奥运会上的表现,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中国人民感到自豪。此次北京举办奥运的盛事,有可能成为中国将要作为大国崛起的标志与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
        奥运虽然说是一个体育盛会,但事实上和主办国的国运悉悉相关。它集中地体现了主办国的政治意图、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态,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在奥运圣火的强光照耀下,一个国家的优势和缺点同时显现,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暴露,使危机和转机都因之各自趋向强势。
        历史上有些国家由于抓住举办奥运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实现了现代化,走向民主与繁荣;有些国家却在举办奥运后反而由强转弱,走向没落,甚至崩溃。在这次奥运上,作为体育运动来说,中国无疑是取得了亮丽的成绩,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未因此而缓解,反而有更趋严峻之势。中国如不能抓住这次机遇,实现民主化转型,则完全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的恶性冲突中崩溃。奥运后的中国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朝野人士去深思探讨,作出明智的抉择。
本文选择了曾经举办过奥运的德国、苏联和韩国以作参照性的考察。德国和苏联都是在举办奥运后10年左右走向没落和崩溃;而韩国则在举办奥运前后成功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转型,成为经济上起飞、政治上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本文试图以他们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未来国运走势的龟鉴,并由此提出一个中国如何在奥运后实现民主宪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二、1936年柏林奥运和第三帝国的崩溃

 
        英国《泰晤士报》及其他一些反对派人士曾将北京奥运同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相提并论,引来中国外交部的抗议。事实上毋庸讳言,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可比之处。纳粹德国为了借奥运展现自己雅利安人的优越,掩盖其对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迫害,并为其法西斯专政的政府提供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性,急于想把奥运办好。出于国际社会抵制的压力,德国政府还是同意了让个别的犹太运动员参加比赛,并在奥运期间,在比赛场所周围撕下反犹的标语。
        柏林奥运虽然受到国际民间社会的强烈杯葛,却得到各国政府的容忍和支持。美国总统罗斯福不顾自身的残疾不便,坐着轮椅远道而来,于是各国政要也随之跟进。这种现象使人想起这次北京奥运: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萨科齐、日本首相福田,原来都由于中国在西藏镇压藏民事件有意抵制,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同意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而改变态度,联袂而来,现身北京奥运。
        为了使柏林奥运办得豪华盛大,希特勒下令放弃原有的运动场不用,而用花岗岩大理石,重新修建了一个可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和一个2万座位的游泳场,其豪华的规模使人联想起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柏林奥运首开奥运圣火的国际接力传递,从希腊奥林匹克基地取火出发,最终传到希特勒本人手中。圣火传递沿途也曾遭到反对者的杯葛。再看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之传递也遭到严重干扰,特别是在英、法等国,遭人抗议、抢夺、并数度熄火,通过电视转播,轰动全球。其激烈程度,比之柏林奥运,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柏林奥运遭到一些杯葛和质疑,但在德国政府的强力运作下,还是成功地举办。德国赢得33金、26银、30铜,成为该届奥运会最大的赢家,也使美国屈居第二。奥运的成功进一步煽起了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和爱国热情,得意忘形的希特勒在奥运闭幕的庆祝宴会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1944年以后,国际奥运会将永远在柏林举办!其以暴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柏林奥运的成功举办,不仅给各国来宾留下美好的印象,甚至连狱中的政治犯都被激起爱国热情,为之流涕叫好。殊不知就在奥运之后,德国随即加强了对内的种族和人权的迫害和对外的军事扩张。在38年和39年初先后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39年9月,德国出动了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6,000门大炮,闪电式地攻占了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德国曾占领法国、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及北非的一些国家,并攻打了苏联和英国。法西斯分子还在集中营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为历史留下种族灭绝的悲惨记录。
        有道是物极必反,算你强大,算你凶悍,算你狠毒,但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号称第三帝国的德国并没有使奥运自1944年以后永远在德国举办。相反地,却在1945年因战败而崩溃分裂。其独占奥运的梦想和称霸全球的政治之梦同时破碎。可悲的是,在10年前曾兴高采烈地举办过奥运的德国人民,竟也为实现希特勒的狂妄野心,在二战中付出800万条生命的代价。
        如果中国政府也效法德国,奥运之后在内政上加强对人权的迫害,控制言论自由、打压维权运动、逮捕异议分子、继续迫害法**功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并进一步加大镇压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则中国将越来越依赖警察、武警和军队来对付自己的人民,进一步走向法西斯化。
      如果中国政府又因台湾拒不接受统一的要求,借奥运后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强大气势而发动台海之役,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武力收复台湾,则中国必步德国的复辙而走向崩溃。
        中国的“爱国将军”朱成虎日前曾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之战,中国将对美国本土首先发动核打击,摧毁美国西岸的100个或200个,甚至更多的城市;中国也准备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全数遭到美国报复性的摧毁。中国政府若将此一中美核大战的战略设想付诸实施,将使其自身带来比当年希特勒的德国更为悲惨的下场。
        试想中国主动对美国本土发动这一“人类灭绝”的核打击,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会有何反应。当年日本仅仅炸了美国珍珠港的几艘军舰,就受到美国两个原子弹的攻击,炸毁广岛、长崎二市,死伤达30余万,随之日本宣布投降,全国被美国占领。塔里班恐怖分子就炸了美国的两座大楼,就受到美国毁灭性的打击。支持塔里班的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两国政府随即被美军推翻,国土被美军占领。        如果中国用核弹炸毁美国的两百个城市,除了美国本身的核反击以外,北约的26个成员国根据“集体防御”的义务必然对中国宣战;亚太地区的美国各大小盟国也必同时介入。到时候中国这个“核战疯子”除了在世界各国联军的围攻群殴中被夷为一片焦土外,还分什么西安的东西南北、台湾的归谁所有?朱成虎将军有没有想一想谁授权给他,让中国人民作这么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愿意为了实现朱成虎那无产阶级专政的“山河一片红”之梦想同他一起去遭受核灾难吗?
 

三、1980年莫斯科奥运和苏联的解体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80年苏联莫斯科举办的奥运及其后续的重建改革和走向解体的过程。
        苏联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奥运时,由于前一年苏联入侵了阿富汗,所以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广泛的抵制。当时有65个国家拒绝参加、16个国家代表队出场开幕式不打本国旗号、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出场。在这种杯葛抵制下,莫斯科还是尽量使之如期召开。结果倒好,由于许多高手的运动员没有与会,所以苏联独自拿下了80面金牌,创下奥运史上单国拿下金牌最多的记录。再加上银牌、铜牌一大堆,也算是大获全胜!
        虽说是在奥运会上得金最多,但苏联的国运却在那个时期由盛转衰。那时的苏联尚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政之下。由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造成开支巨大,再加上多年来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使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政治特权和贪污腐败十分严重,更使社会呈衰败之象。集体农庄生产的农产品严重不足,商店货架上的日用品空空如也。
        勃氏在举办奥运二年后的82年逝世,继位的是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安氏上台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算进行改革。他以警察的手段,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反腐败工作,杀了几个政府高官,处理了几个贪腐大案,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他在政治上取保守态度,认为只有先让人民吃饱了才能搞政治改革。
        安氏执政只有16个月即行病逝。其经济改革及反腐败措施未能充分展开,收效甚微。继之执政的是老人契尔年科,在位的时间更短,只有13个月,又撒手人寰。契氏年老体衰,在位期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他思想保守,停止了反腐败活动,在改革方面更谈不上有什么作为。苏联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3位年迈的执政者相继病逝,其国运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
        1985年抱有改革雄心的戈尔巴契夫上台执政,戈氏上台后即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先是提出经济上加速发展的战略,要依靠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尽快的速度赶上西方。由于优越性发挥不出来,次年又提出要在根本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85年至87年,苏联出台许多改革决议和文件,但都是有上文没下文。许多措施都是打空转,难以贯彻实施,反而使经济运作失序,出现高额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戈氏认为这是因为现存的政治体制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实施,于是开始把重心转向政治改革。1987年底,戈氏著《改革和新思维》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在88年的苏共19大上,提出政治上要实现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的大民主方向,允许各种不同的民间组织的出现。
        1989年苏联进行了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其全体人大代表经自由选举产生。在这次选举中苏共失利,许多激进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人士当选,进入人大。苏共作为一个政党,已不能起过去那种绝对执政的作用。
     此后,政治改革进一步加速。90年初,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案,宣称苏共将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放弃任何法律和政治上的优先权。苏共不再永远垄断政治权力,其先锋队的地位不再由宪法赐予。明确放弃一党专制,准备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
        90年3月,戈氏当选苏联总统.在其当选的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决议取消了原宪法中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的条款,宣布实行多党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的整个改革进程中,叶利钦起的作用不在戈尔巴契夫之下。叶氏以其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主张和亲民的作风,深得民心。他先后当选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戈尔巴契夫分庭抗礼,并率先退出苏共。他在挫败保守派的政变,及其随之而来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1年8月19日,苏共的保守派为了逆转民主改革的进程,发动了军事政变。阴谋集团以苏联副总统雅纳耶夫为首,包括总理、克格勃头子、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内政部长等重要高官,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扣押了正在渡假中的戈尔巴契夫,宣称戈氏因病无法视事,由该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试图重新进行铁腕统治。
        政变发生后,叶利钦躲过追捕,迅速赶到俄罗斯国会大厦,组织人民起来抵抗。市民们在大厦前结集,筑起街垒。前来进攻的一些坦克也掉头向外,站在保卫国会的一边。叶利钦勇敢地跳上坦克,作慷慨激昂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反抗者的士气,给历史留下动人的一幕。政变者因得不到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只短短三天时间,即以失败告终。内政部长普果举枪自杀,为旧制度作了殉葬品。
      “8.19政变”的失败,成了压垮旧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的共产帝国,转眼间灰飞烟灭。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想象。令人兴奋、令人惊讶、令人叹息!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叶利钦事后在接受俄罗斯报的专访时认为,这是一个天命注定的历史过程,无法逃避。他说:“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强大的帝国,都无法逃避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不同于叶利钦关于苏联国运的天命观,前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将之归罪于戈尔巴契夫的办事方式。认为正是戈氏无计划、无步骤的即兴之作,导致改革无序失控,终于失败。他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写道:“戈尔巴契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的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
        苏联在举办奥运11年之后解体,究其原因,套用一句中国古人的说法,正是: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四、1988年汉城奥运与民主的胜利

 
        韩国的军事独裁者为借奥运来粉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对申办奥运也都非常热衷。1979年10月,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批准了申奥案,由汉城市长正式宣布。但18天后,朴正熙即遇刺身亡。此一突发事件,似乎已预示着奥运将给10年之后的韩国带来独裁统治的终结。正所谓引火烧身,奥运的圣火要照亮的不是独裁者的荣耀,而是他覆灭的命运,冥冥中似有定数。
        通过政变继之上台的军事强人全斗焕也全力支持继续申奥。1981年汉城幸运地取得了1988年的奥运举办权。随着申奥的展开和举办权的取得,韩国人民反独裁要民主的抗争运动也波澜壮阔地展开。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斗不懈,终于以血染的风采,在汉城的奥运会上,使奥林匹克的五环旗,同时展现为韩国人民民主胜利的旗帜。
        在此期间,韩国发生的重大的民主运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80年5月的“5.18光州事件”,另一次是87年4至6月间爆发的“6月抗争”。
      80年5月上旬,韩国爆发了工人和学生的上街示威活动,呼吁撤销戒严,要求全斗焕下台。17日,全斗焕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并拘捕了金大中等学生。光州的学生不惧禁令,在5月18日继续示威,于是政府以武力镇压,造成数十名学生被杀。事情发生后,广大的市民和学生涌上街头。他们夺取武器,组织人员和军队对抗。有的学生为了阻止坦克的前进,甚至躺在地上,让坦克在身上碾过。如此进行了长达10天的抵抗,一度把军队赶出光州。
        最后,全斗焕在5月27日调动了7万大军,伴随着坦克、大炮、直升机攻陷光州,血腥地镇压了光州人民的民主起义。在这次事件中,有207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事后还判处学生领袖金大中死刑。
        光州事件虽然被镇压下去,但韩国人民并未有沉默。他们组织了各种死难家属组织、调查事件真相组织、要求平反昭恤组织等等,继续进行抗争。
经过数年的积累凝聚,到了85年86年左右,社会上的民主力量重新开始爆发,人民已不能再容忍军事独裁统治。他们强烈要求平反光州事件,实现政治民主化。随着奥运的接近,政治民主化的呼声更加高涨。民间进一步要求开放言论、结社自由,并修改宪法,举行总统直选。
        87年4月13日,全斗焕以保证次年奥运的成功召开,需要国家的安定为藉口,宣布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并威胁严惩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孰料这一宣示却激起了韩国人民强烈的反弹。
        4月17日,韩国40所大学的1万6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发展到6月,以大学生朴钟哲被警察刑求致死为导火线,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共22个城市的24万人参加群众集会,要求全斗焕谢罪下台,结束独裁统治。这就是著名的“6月抗争”。韩国全国处于一片群情汹涌的骚动之中。
        这种状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6月9日,国际奥委会作出表示:如果韩国政府不能结束这一动乱状态,他们将不惜撤销汉城88年的奥运举办权。6月27日和7月1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敦促韩国执政当局顺从民意,放弃独裁,举行民主选举。
        在这种内外交加的压力下,全斗焕被迫接见了反对派民主人士金泳三,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全斗焕良知发现。他对自己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比继续掌权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向人民作出让步。
        6月29日,全氏的接班人卢泰愚出面宣布了“6.29宣言”,作出8点进行民主改革和修改宪法的承诺:包括总统直选、扩大保障人权、言论自由、恢复政党活动、赦免反对派人士金大中等人、开展政治对话、进行社会改革等等。对人民的要求几乎全盘接受。韩国人民为之奋斗多年的民主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的结果。
        10月,对以此宣言为纲领作了修订的大韩民国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获得通过。随之在12月进行了以新宪法为根据的总统直选。由于反对派未能就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推举谁为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二人各自参选,分散了票源,使卢泰愚以相对多数,当选为首位民选总统。至此,韩国完成了由独裁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反对派也搁置争议,一起投入奥运准备工作。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成功举办。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前来参加,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抵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奥运。
在奥运开幕式上,韩国人唱起“手拉手”这一动人心弦的“汉城奥运会会歌”:
 
    看圣火映红天空,
    我们感到心儿在一起跳动。
    快让我们昂首挺胸,
    在辉煌时刻令永恒在心中,
    到永远!
 
    我们手拉手,
    把世界走遍,
    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我们手拉手,
    心与心相连。
    打碎重重阻隔,
    我们心相连到永远,
    手拉手。
 
    每次我们相见,
    我们看到胸中燃烧着火焰。
    举起手伸向天边,
    清晨宁静能让生活和谐无限,
    到永远!
 
    我们手拉手,
    把世界走遍,
    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
 
    每当我听到“手拉手”这豪迈激越、深情婉转的歌声,总难以抑制自己盈眶的热泪。这是韩国人民迎来新生的盛典、这是他们对自由家园的永恒礼赞!它令人感动、令人敬佩、令人仰慕!
            与此同时,也让我感到羞愧无限。为什么韩国人民能通过自己的抗争,既赢得奥运,也赢得了民主,而我们中国人却做不到?难道多拿几块金牌就可以昂首挺胸了吗?难道多拿几块金牌就能创造自己美好的家园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古罗马斗兽场上那些胜取桂冠的角斗士奴隶们早就已经做到了!难道中国人就这样迷失在华丽的奥运之梦中到永远。

下篇:民主宪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如前所述,奥运给主办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奥运圣火带来国际目光的聚焦,必然引来各种社会力量乘机活动造势。主办国在展示自己美好一面的同时,其内部平时力图掩盖的各种黑暗面亦将被强光照亮。随着各种矛盾的被激活与激化,社会必须随之进行重新洗牌组合。因而奥运也就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变迁的催化剂。
      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在2008奥运年也是频频出事。3月15日,西藏人民发生骚乱抗争事件,引来政府的武装镇压。随之而来的是西藏自由活动分子在世界各地冲击奥运圣火的接力传递,圣火几乎被抢走,造成几度熄火的不祥之兆。此外还有法**功修炼者的“人权圣火”的全球传递,民运组织的声明抗议、集会闯关抵制,群众的上访维权活动,瓮安人民的火烧公安大楼事件,上海的杨佳杀警案,新疆的袭击武警,各地的公车爆炸等等,不胜枚举。再加上年初的南方大雪和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8万多人民的死亡。严重天灾再加上人为的因素,更使北京奥运雪上加霜。为了防范群众抗议及其他突发事件的发生,北京的奥运几乎是在军事管制的戒备森严中举办。
        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冲突,表明中国社会病情严重,并不和谐。那么中国社会的病根在那里,如何医治?奥运后的中国何去何从?中国如何能从专制转型为民主?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目前种种的社会乱象都表明处于底层的人民大众同统治者的矛盾。人民群众之所以聚众闹事、铤而走险,甚至以命相搏,就是因为他们正当的权利得不到公正的保护,心中的诉求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伸张。人民同政府的矛盾相当于丧失自身主权的仆人同无理的主人的矛盾。
        中国政府当局自称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以社会的不公作为巨大的代价的。人们不难看到,凌空耸立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是奠基在对广大的拆迁户和失地农民的赤裸裸的低价掠夺之上的。正是这些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人民维权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要维护自己经济上的对土地和房产的拥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可悲的是,他们的维权活动总是以失败告终。由于官商勾结、上下其手,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暴力执法机构总是维护了房地产开发商和官僚组成的“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维权民众能得到的只是武装军警的野蛮镇压,而不是他们正当权利的恢复。究其原因,维权民众之所以无法维护自己在经济上正当的权利,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在政治上的主权-立法、行政、司法等等权力都同他们绝缘。
        按理说,这些房主和农民都是现代国家的主人,但这些主人为什么总是要向为他服务的仆人苦苦诉求而得不到回应,他们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是因为“权利”是建筑在“权力”的基础上的,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利”是靠“力”来获取和保持的。人民经济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人民政治上的“权力”被某一集团剥夺,人民处于丧失“主权”的地位。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一党专制”的社会以“党权”取代了“民权”,是一个主仆颠倒了的专制社会。在政治上丧失了主权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作为人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文化与社会诸多基本人权也得不到保障。人民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仆役地位。所以说,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和运作原则

 
        现代形态的民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就在于“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分开。所谓公共领域,主要指代表政治主权所在的国家、政府机构。它是执行政治决策、对资源进行分配、管理的公权力之所在。私有领域主要指的是自由市场这一私有经济领域。
        传统社会是个身份性的社会,没有一个发达的市场提供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每个人的生存命运都是由其身份地位决定的。比如说,世袭的贵族拥有领地,农民向他缴纳地租、服劳役,贵族则同时行使国家社会的管理权,世世代代,如此下去。在这里,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是合一的。
        当社会发展到有成熟的市场产生以后,人们身份地位的固定格局从而打破,产生了“经济人”的观念。人必须在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亦即政治公权力和市场作了功能上的区分:一方面,为了保证经济人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公权力自身不得参与市场的运作;另一方面,为了使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得以进行,又需要公权力作为公平公正的第三者,以客观的立场来对市场进行管理调节。
        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大原则:即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自由市场经济不能受国家政治权力这一有形之手太多的干预,更不能允许政治公权力的拥有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变相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运作,牟取私利,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公和腐败。
        至于民主政治,其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主权在民”。其实现的方式就是确立国家的政治权力来自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人,由他们自己定期来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主权在民的原则不承认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自称可以代表人民来进行永久性的统治。因为这样的团体或个人,首先只会维护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他们不可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和市场。现代民主社会得以成功运转,就是基于这两大原则。
 

三、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与运作的失调

 
        中国在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也属于身份性的社会。它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其性质相同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没有市场的存在。人被局限在一个工作单位里面,拿固定的工资,受不变的生活待遇,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被这个单位所决定,其生产劳动的场所也即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场所,党委书记统管一切。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也是处于一种合一状态,所以政治专制的体制尚能运转。
        但是,在经济改革之后,产生了私有经济的市场,以及相关的经济人与公民社会,社会结构起了变化,则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必须进行分家,同时确立“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社会才能正常运作。观察当今的中国社会,这种分家并没有随之跟进,依然是坚持事实上是“主权在党”的一党专制。30年来,这种权力没有同市场进行分割,反而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大行其道,结果造就了一个“权力市场经济”的怪胎。社会运作因此乱套,腐败象瘟疫一般蔓延,种种问题即由此而生。
        所谓“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共产党的官员干部(包括其亲属及利益相关者)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独占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参与了市场的运作,攫取了市场的利益,使权力和市场混为一体,形成一个“官商利益共同体”,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市场上所产生的大部分的“利”,都被少数的有“力”者拿走。党的权力拥有者在市场这一竞技场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集双重角色于一身,自然“金牌”都是他们拿了!
        根据调查报告,中国的500个家庭掌管了社会财富的80%,而在这500个家庭中,80%是高干子弟。这种巨额财富的短期间内惊人积累,根本就不是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所得。这是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所以说,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靠中共自身的中纪委、反贪局等等是永远反不了的。
        另外,这种制度性的腐败除了造成财富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不公外,还造成了社会种种其它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权力市场经济”中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可以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任意获取暴利,以满足他们贪婪的私欲。所以他们罔顾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劳工的劳动安全、食品、药品的质量、职业的道德、司法的公正,厚颜无耻,天良灭绝,只是一切向“钱”看。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社会上充斥着有毒的食品、假冒的药物、豆腐渣工程、矿难频传、事故不断。司法不公更造成大量含冤难白的访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具特色的民间弱势群体。总而言之,这种种社会乱象,其根源都来自“权力市场经济”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结合,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就是“党权”和“民权”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20年前引发了声势浩大的“6.4天安门民主运动”。当时学生和市民提出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自“6.4”镇压至今,这种矛盾越演越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动辄有成千上万的群体性反政府示威暴动事件,甚至发展冤民们为讨公道直接攻击刺杀公权力的执行者“人民警察。”
        中国当局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多年来也常常宣称要进行政治改革和深化民主,但实际上做的都是行政层面的改革,象精简机构、小部制改大部制、政务公开、建立政务问责制与服务型政府等等,这些同真正的政治改革都还沾不上边。
        最近在奥运后对政治改革又有了新的提法,叫做“还权于民”。认为前两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要解决的是“还利于民”;现在发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要解决的是“还权于民”。这个口号非常好,似乎已触及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察其所还的权,仅只局限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在政治改革中真正要还的“权”是“权力”的权,而不是“权利”的权。权力是体,权利是用。有体才有用;权力是皮,权利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权力是本,权利是末。本立则末生;权力是本,权利是标。治病要治本,不可治标。
        就是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国家权力归谁所有、如何行使、如何移交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权力的所有权,也就是权力的主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是“主权在民”的宣示,非常好。但同时在宪法的序言中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而规范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在中文中,所谓的“领导”,在政治上就是“统治”;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就是“老板”的意思。谁拥有国家的“领导权”,谁就是国家政治主权的所有者,就是国家的“老板”。
        在宪法序言中通过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把“主权在民”巧妙地转换成了“主权在党”。在这里人民成为一个没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像个未成年人,只有在共产党的监护(领导)下,才具有行为能力。实际上,这就是以“党权”取代了“民权”,剥夺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权。
        真心诚意的“还权于民”,就是要把国家的“领导权”,也就是国家政治主权还给人民,把真正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还给人民,让人民来当老板。再打个比喻来说,就是共产党这个“摄政王”、“垂帘听政者”,要把权力还给已成年的“皇帝”-人民,让他来亲政,做名副其实的皇帝。这就是要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四、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

 
        通过上述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变和运作乱套的脉络病理分析,我们对其病因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它得的是器质性的癌变。这种病不是搽点风油精、服几颗桑菊感冒片就能治好的。对症下药,开出处方,我们需要对中国社会作两大外科手术:
        一是把权力和市场进行切割,拆解官商利益共同体,还市场经济以自由,还社会以自由。
        二是将党权向民权转移,撤销主权在党,确立主权在民,让权力回归民有,重建民主宪政。
        中国的政治改革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理顺市场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人民的关系;一个市场繁荣、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建立。
        要进行这样的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变法改制。要发扬祖宗之法不足畏的精神,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探索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之路来。
        要实施这两大手术,进行变法改制,就是要启动一场涉及到改变国家政体与国家的权力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移交的大变革。这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非同小可。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改革,都是为此而来。我们中国现在如何来进行这一变革,值得慎重考虑。
        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改变政体,转移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方式,一种是改良的方式。
        所谓革命的方式,就是原政治体制的执政者拒绝向人民作权力上的移交,因而在内战、政变或人民起义中被强制推翻。旧政体顷刻间崩溃,新政体得以建成,国家权力也实现了转移。象法国的大革命和原苏联的十月革命,即是此类性质的革命。
        至于改良的方式,就是原政治体制的执政者,出于开明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在国家政治需要改变的历史关头,主动地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向不同的主体移交了权力。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的国家中。象西班牙的转变就是如此。1975年,卡洛斯王子在佛朗哥逝世后,继位为西班牙的国王,随之也恢复了原来的君主政体。但他顺应国际潮流和西班牙人民民主的要求,决心走民主开放的道路。三年后,他主动放弃国王的绝对权力,制定了新宪法,经公民投票通过后,将国家政治主权移交给了议会。
        西班牙的改革,使向来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的左派政党接受了国王;作为原来非常反共的西班牙,也允许流亡在外的共产党人返回家园,共同参政。西班牙就是通过这样改良的办法,实现了社会的和解、政体的改变和权力的移交,成功地从专制转型为民主。
        对照两种方式,革命一定伴随者血腥暴力和社会动荡。革命者对旧政权执政集团的清算也是毫不留情。这就是共产党人最担心的“千百万人头落地”。至于改良,则能通过和平有序的方式,各方达成和解,不必流血,不用清算,也达成相同的目标。
        革命或改良,决定的关键在于原执政者的态度。如果坚决拒绝变革,毫不让步,则革命一定发生。如果认清形势,主动作出让步,同意变革,移交权力,则皆大欢喜,和平改良得以达成。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想阻挡也阻挡不了。这就象十月怀胎,到时候婴儿总是要出生。你不让他出来,就得剖腹产;你让他顺利出来,就是自然生产。
        中国民主的婴儿正在挣扎着,要呱呱坠地了!祖国母亲,你要怎样来迎接自己新生的孩子呢?
 

五、民主宪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本着对中国社会应采取改良方式进行政体转变、权力转移的考虑,本人在十年前曾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民主宪政重建方略,它可以保证中共继续执政三十年,而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共逐步分期向人民让出部分权力,最后有序地完成社会的整体转型。
        该方略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而设计的。它以议会制作为基础,通过对议会席位的法定控制,以保证中共在三十年以内继续执政;同时以“增量递进”的方式,逐届开放非党的民选席位,来实施党权向民权的转移。
        该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力的分期的、定量的移交。这就像银行贷款的“分期付款”,它让执政党把向人民“借贷”来的权力,以三十年的期限分期偿还,从而完成政治主权的全部回归。该设计模式不采取革命式的一次性转移,从而避免了因之造成的许多困扰。中国的执政者和人民都希望稳定、希望和平、更不愿意看到血腥的仇杀和清算。
        本方略就是本着中国文化的和平、王道、仁恕的精神而制作。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道路的话,可以说这就是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道路。如能按此方略达成民主的目标,实为中国人民之幸,亦为中共之幸。
        使人痛心的是,本人十年前携此方案返国上书,不被接纳,反被被投入监狱,受三年牢狱之厄。转眼十年过去,本人在怅惘中虚度岁月,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仍在原地踏步。幸赖奥运圣火,在我这个往日政治犯已死的心灰中,重新点燃了一点微弱的火星。现将原方案再作补充修订,提出一个为期二十年的民主宪政重建方略,供各方参考,以期对奥运后启动的中国政治改革会有所助益。
        这一方略首先是确立中国国家的政体由原来的“一党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议会制”转型。中国国家政治权力的主体核心所在由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即“国民议会”转移。
        这一转移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条第二款:“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转移也就是实施“主权在民”的原则,由“党权”向“民权”作主体的结构性转移。
      经此转移之后,党中央的领导人只管辖其本党内部事务。至于党的治国政策,只能通过议会的立法,及其由议会产生的内阁与各级政府官员来执行实施,而不是由党中央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级政府机关下达指令。党的组织从各级政府机关(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撤出,也不再有什么党委书记、政委、政治指导员等等领导的存在。
        实施这一权力主体转移以后,即可同时进行权力和市场的切割,以及和整个公民社会的切割。党的组织要从各种工矿企业、事业、各种民间社会撤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所有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银行、公共媒体、民间团体、直至街道居民委员会里面,不再有什么党支部书记来作领导。
      这一切割,还市场和社会以自由之身,使全社会不再受“党权”的束缚管制,从而获得彻底的解放。这一切割,从制度上拆解了“官商利益共同体”,从而铲除了社会腐败的温床。
        那么这种转移和切割,是不是会让共产党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了呢?不是的。经过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将在议会制的框架之中转化为真正合法的执政党。今后的党权将在各级议会和各级政府部门中,通过民权的形式来进行运作。它将通过议会立法、组建内阁、任命各级官员,来实现它治理国家的理想抱负和服务人民的崇高愿望。
      这种变化使日陷困境的共产党金蝉脱壳,化蛹为蝶,甩去腐败的包袱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轻装上阵,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从一个落伍专制的政党升华为现代化的民主政党。它将获得中国人民更大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尊重!
        至于在这一转变中失去工作的中共党政人员,新政府要对他们作出适当而体面的安置,或给他们安排其它新的工作,或给他们的离退休的经济待遇上给予优惠补偿。同时,为了减少对这种变法改制的阻力,可考虑承诺实行一次特别的“大赦”,对所有中共党政人员在新宪法通过之前所犯的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一律不予追查清算。到此为止,一切从头开始。这样做,一方面可视为是对他们同意向人民作出让步的一种赎买回报;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中某些人本身也是旧制度的受害者。
        那么接下来就是议会议员席位的构成问题。议会制政体的原则就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即是执政党,由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出任总理,组成内阁,以执行国家的治理。所以一个政党只要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席位,则执政的地位不变。
        本方略对议会中的中共和非共的议员席位比例作了设计划分,以保证中共在二十年内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不变。但是开放给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竞选的比例则逐届增加,由最初的10%,一直增加到49%。二十年后,则取消比例限制,全部开放,实现普选。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政务官员从副县长开始,一直到正省长,也逐级按年次开放直选。
      此一方略的主要精神就是保障中共在党权向民权转移的过程中,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失去执政的地位。其国家政治主权向全民的回归,是通过“增量递进”、“分期付款”的模式,平稳过渡,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进而言之,通过二十年宪政民主的实验,中共的政策和施政如能使人民满意、社会进步,那么即使在议会席位比例取消以后,仍有可能赢得选举的胜利,继续执政。就像日本的自民党一样,持续执政60年,都未曾改变。所以,从长远来说,中共也不必有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
 

六、民主宪政重建的时间表

 
        本民主宪政的重建方略在时间上作这样的安排:最初的三年是预备期,从2009年至2011年,为推动准备实施这一方略时期,不计算在二十年之内。接下去的二十年是实验期,从2012年至2032年,作民主宪政重建的实践,进行的是定量的、有限的民主。2032年以后则进入成熟期,进行全面无限的民主。兹分别叙述如下:
2009
        2009年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20周年纪念。这一运动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历史上,相当于韩国的“光州事件”,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意义。由于“六四”的武力镇压,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发展,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中国执政当局一定要跨过这一障碍,甩掉历史包袱,才能和广大的人民一起,共同开启我们面临的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
        所以在“六四”20周年之际,中国当局必须对“六四”宣布平反,并对难属进行抚恤。同时也要大赦因参与“六四”及一切其他民主运动被捕的政治犯、以及因思想、言论、宗教信仰被捕的良心犯。通过平反“六四”、大赦政治犯、良心犯,营造一个社会大和解、思想大解放、政治大改革的社会环境。
        在这种氛围下,全面深入地开展以“还权于民”为核心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与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为了落实“还权于民”,就要配合展开一场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为中心任务的全民政治大讨论。随着运动的展开,本“民主宪政二十年重建方略”可作为供选择的方案,交给社会作公开的讨论。与此同时,本方略的制定者愿意返回国门,对之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并参预正反双方不同意见的公开辩论。
        在2009年的全民修宪政治大讨论中,也应允许所有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其他政、经、工、商、文化、宗教各界关心中国前途的海外人士,以及台湾、港澳、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士共同参与,听取他们的各种建议,畅所欲言,共商国是。在这场讨论中,很多问题都需要作研究解决,象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如何落实自治,台湾和大陆的两岸关系问题如何处理等等。对中国的国体,是继续采取单一制还是改为复合制,是否要采取带邦联性质的联邦制等等,都要听取各方意见,在新宪法中有所体现。
2010
        如经全民讨论和各方协商,基本上能达成共识,则在2010年组成中国新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拟定将本方略的主要内容纳入其中的《中国新宪法草案》。与此同时,也开始研究制定与之相关的各种法则法规,如选举法、政治社团法、议会的议事规则等等,及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配套工作。
2011
        《中国新宪法草案》是此后中国实施民主宪政的根本大法,是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签下的新契约,所以要进行全民公决,以取得其最高的合法性。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在1911年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共和之路走得非常艰辛。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临终时抱憾地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3亿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的遗训,至今仍在走向共和的路上步履蹒跚地奋战前行。
        因此本人建议,就在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举行对“新宪法”全民公决的投票。在该日通过新宪法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它表明中国人民在2008年8月8日圆了其百年奥运之梦后,在2011年10月10日又圆了个百年民主之梦。中国人民如能在3年之中先后圆了两个百年之梦,真可谓是:两梦同圆,好事成双!
        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虽然历尽曲折,今天终于可以高举着民主胜利的宪法,踏进共和的殿堂,来告慰百年来为之奋斗牺牲,抛头颅、洒鲜血的民主先烈,好让他们含笑于九泉!
2012
        2012年为中国民主宪政新纪元的开始。
        进入2012年以后,即根据和新宪法配套的选举法,组建各级选举委员会,进行选区的划分、议员名额的分配和候选人的参选登记等工作。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择时进行第一届全国国民议会及地方(省、市、县)各级议会的选举。至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的选举,可同时或错开举行。
        根据新宪法规定,第一届全国暨各级地方议会分别开放10%的直选席位给非共产党人自由参选。他们可以是民间政治团体的代表或独立的参选人。其他的90%为保留席位,由共产党推出超过此类席位一倍以上的候选人,由选民作差额选举。
        关于第一届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首先开放副县长以下由公民直选。正县长以上,直至正省长都由共产党对每一职位推出二位以上的候选人,由选民作差额选举。
        议员选举产生后,即召开第一届国民议会大会,推举执政的共产党党魁出任国家总理,组成内阁,实施国家的行政管理。另行推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出任国家总统,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履行其宪法赋予的一定职权。此外还要选出议长、付议长等主持议会工作。
        选举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即可进行前文所述的权力核心之转移以及权力同市场与社会的切割。当然,有些地方执行起来,要看具体情况,须按部就班,有序进行。
        每届议会定期为四年。此后每四年逐步扩大直选议员席位的比例和地方行政首长直选的层级。分别说明如下:
2016
        第二届国民议会和各级地方议会:直选议员席位为20%,中共保留席位为80%。地方行政首长:正县长以下开放直选,副市长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2020
        第三届国民议会和各级地方议会:直选议员席位为30%,中共保留席位为70%。地方行政首长:副市长以下开放直选,正市长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2024
        第四届国民议会和各级地方议会:直选议员席位为40%,中共保留席位为60%。地方行政首长:正市长以下开放直选,副省长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2028
        第五届国民议会和各级地方议会:直选议员席位为49%,中共保留席位为51%。地方行政首长:副省长以下开放直选,正省长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2032
        第六届国民议会和各级地方议会:取消所有议员的席位限制,实施全面直选。地方行政首长:自正省长以下全部开放直选。
        如上所述,从2012年开始议会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小量部分直选,至2032年的大量全面直选,前后共20年的时间,通过“增量递进”的方式,由“定量有限”的小民主逐渐发展为“全面无限”的大民主,平稳地完成了由一党专政向民主宪政转型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
        同时在政党政治建设方面,经过这二十年的实验也可以趋向成熟。从在野党方面来说,可以通过最初当选的10%的各级议会议员及地方低级官员,首先组成全国性的统一反对党,协调行动。在政治上,除了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以外,也可形成自己的政策去影响执政党的执政。由于在野党没有争取马上成为执政党的急迫压力,没有必要对执政党的政策“逢执必反”,所以有可能从理性出发,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在组织上,反对党在每届选举中,由于开放直选席位的扩大,必将通过自己人员的当选,随之壮大,最后形成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全国性大党。
        从执政党方面来说,由于有了反对党的存在,就不能再腐败枉法、任意妄为。虽然说反对党尚小,但秤砣虽小压千斤。执政党可以在反对党的监督与批评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执政行为,使自身不断完善,逐渐褪去专制的习性,从而变成一个适应政党竞争的现代民主政党。
        这样通过二十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既充满活力、又具有理性的有序竞争,中国就有可能形成政治学上所界定的“向心性”的两党制,而不是“离心性”的两党制,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
        所谓离心性的两党制,就像台湾目前的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政治主张水火不容,你倒我呛,互相拆台,使政策空转、政局动荡,非常不利于建成一个民主而稳定的法治社会。
        所谓向心性的两党制,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施政纲领虽然在轻重缓急上有所区别,但互相吸收对方的良策,不断调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政方针上往往能达成一致。他们之间不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的是良性的民主竞争,而不是恶性的党派斗争,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社会的安定。
        所以说,中国如果经过这二十年有限、有序的民主实验,既能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议会制”民主政体,又有一个理性健全的“向心性两党制”政党政治,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幸事!
        二十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短短的一瞬。以中国的幅员之大、人口之众、问题之难、情境之险,行改革如驾巨舰过急滩,稍有闪失,即有灭顶之灾。如能按此方略牢牢把舵,平稳前进,则中国不仅可以避免因革命带来的经济滑坡、生灵涂炭、国土离析的崩溃危局,反而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乘风破浪,扬帆驰向自由民主的彼岸。
        如能按此方略实施,20年后的中国不仅已经拥有自由而成熟的市场,其国民生产总值可跃居世界前列,国民收入也有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在政治民主、社会自由方面,较之美国和欧盟等超级大国,都将毫不逊色。届时作为民主发达国家的中国公民,必能恢复人的尊严,免受国际社会的任何歧视,可享受免签证的待遇,把世界走遍,而不必再千方百计去偷渡、去申请难民了。
        邓小平在1987年曾说过,中国要等到50年以后才可以实行民主,算起来应该是2037年,但没有说明到了那一年如何实现民主。是不是那时民主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共产党“还权于民”,鞠躬下台;还是到时候再来个摸着石头过河,象经济改革一样,摸上几十年还不知道对岸在哪里?或者也象苏联的戈尔巴契夫一样,没有计划、没有秩序、即兴而为,最后来个中共解散、中国解体?
        我想时间不会停留,历史不容等待。历史需要我们用生命去创造,进步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谱写,改革正需要一个通盘的方略去规划。如按本方略来进行,则中国可以在2032年顺利达成民主,比邓小平预期的时限也只提早了5年。
 

结论

 
        老实说,中国不可能再用目前的专制方式来统治到2037年。社会矛盾的激化已不容你再继续这样统治下去,因为人民不答应,你自己也付不起这个代价。如果中国在奥运后仍不思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一方面作一些行政改革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一方面继续以暴力镇压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要求,恐怕类似瓮安群众袭击政府公安大楼的暴动会风起云涌,千万个杨佳会操刀而起,杀的不再是区区几个警察,而是象清末革命党人,专杀政府大员。
      中国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象清末革命到来前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覆灭,并为中国开创新政,康有为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呼吁变法改制。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怎样个变法?看看康有为当年为大清朝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开议会”以实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康有为等人推动的“百日维新”在顽固派的镇压下失败,已亲政的光绪皇帝失去权力,慈禧太后再次临朝听政,议会没有开成,清王朝也难逃崩溃的命运。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求“共和”的艰难崎岖之路。
        可叹我们中国人民,君主立宪的议会没开成,“改良之路”走了一百天即告夭折,而民主共和的“革命之路”走了一百年也没有走通。只是一路走来,似乎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清末。本人开出来的药方还是:开议会!
        中国目前的状况也是象康有为所说的“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的执政当局除非是要等死,如想起死回生,就要改制,就要“全变”,要从根本病源上动大手术,枝枝节节的“小变”已经没有用了。中国若不是在良性改革中崛起,就只能在恶性冲突中崩溃,中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明智的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要再用一百年去再兜一个圈子了!
        纵观中国历史,横考国际先例。回顾前述三个举办过奥运的专制国家的命运,德国因坚持其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专制,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战败,导致政权崩溃、国土分裂。前苏联则因改革没有合理的规划,由失序、失控而走向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两国的崩溃离举办奥运都不过十来年。只有韩国由于执政者的明智,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对人民的要求作出让步,通过修改宪法,全民公决,上下合作,以改良的途径使韩国由专制走向民主,成为新兴的现代民主国家。世界的历史再次证明,韩国的民主化道路是一条光明的新生之路。韩国的民主运动领袖、第15届大韩民国总统、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金大中说:
        “民主是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唯一道路!”
        由此看来,中国如果不想步前德国和苏联的后尘,就只有走韩国之路,才能使奥运后的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中国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圆其百年奥运之梦后,再圆其百年民主之梦。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把握适当的时机,发起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群众非暴力抗争,为了还我人性尊严、还我主人地位、还我社会正义、还我自由民主,把现有的“维权(利)运动”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还权(力)运动”,给执政者施以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清形势,作出让步,答应人民的要求,改建新政,真正“还权(力)于民”,那么我们中国人民赢得“双百双圆”的这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到那时,我们中国人民也就能象韩国人民一样,在奥运圣火映红的天空下,手拉手,昂首挺胸地去重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Tags:民主宪政 责任编辑:wan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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