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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
2014-01-24 01:49:03 来源: 作者:王策 【 】 浏览:0次 评论:0

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

 
主席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聚集在一起,来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想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来讨论港澳回归和中国现代化这样的论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明天就是香港回归之後的第一届立法会的选举日子。这次选举虽然比九七年回归之前在方法上有倒退之处,但毕竟是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名义之下的一个行政特区中举行的真正有意义的选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充分评估它的积极意义。
邓小平当年代表中共当局提出“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不仅要指香港繁荣的市场经济,而且也应包括政治中的自由和民主,所以我希望民主制度也确保能在香港日益发展,不断完善,使香港成为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现代化的地区,从而为不久将来澳门的回归和中国大陆本土的民主化、现代化作出良好的示范。
另外,我感到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今年是戊戌变法和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前些日子北京在盛大庆祝北大百年校庆。有关当局把这次校庆的主题变成是“科教兴国”,不敢强调北大的民主传统。实际上北大正是“变法兴国”的产物,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维新变法,七月开办京师大学堂,即北大的前身。其办校的宗旨是“广育人材,讲求时务”,就是要培养具有现代化头脑、知识能力的新学人材。北大後来在蔡元培“兼容并蓄”与“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下得到很大的发展。从“五四”到“六四”,北大人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先锋,见证著百年奋斗的血泪和沧桑。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我们中国人虽然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追求民主、自由,但至今尚未进入民主政治之门。我们中国就像一个百岁的老人身披枷锁,蹒跚在漫漫的征途之上,望民主自由而兴叹。我们中国人为什麽如此之不幸?毛病出在哪里?有人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後,中国人走的路就是一错再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出错了口,要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得绕一大圈。
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看来正是中国目前的写照。我们似乎要从今天百年的终点,回到百年前的起点,再从头出发。因为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目标,我们至今尚未达到。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百年前发起戊戌变法的历史和它所追求的目标。
        戊戌变法发生在一八九八年,但其起点却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场“学生运动”,就是所谓“公车上书”。
当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当时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参加考试的举人的群情激愤。五月二日康有为联合了在京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虽然这些主张没有被清政府接受,却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公车上书”启动变法思潮後的几年间,全国出现了许多学会和民刊,如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万国公报、时务报、国闻报等,推动维新运动,蔚为风潮。特别是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一文,热烈鼓吹变法,极具影响。他认为变法是“古今之公理”,是大势所趋,不可遏制。最有说服力的是他指出根据当时的形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之於我,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之於人”,力劝清庭主动变法图强,否则後果不堪设想。
一八九七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进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国势再形危急。就在这情况下,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统筹全局”疏,提出三大变法主张: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四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初具政党规模。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毅然下定决心变法,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零三天中,清庭颁了一系列新的法令来推行新政,所以又称“百日维新”。由於变法触及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太后和荣禄等很快就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於瀛台,康、梁出逃日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被杀於北京菜市口。百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运动迅速地被顽固派扼杀。
考之戊戌变法主要的目标是: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君民共治。
开民智就是要废除科举,改办新型的学校。当时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开民智的措施之一,开放言论学术自由和结社自由,学习新知识,认识新世界,树立新道德,进行思想解放。
兴民权则是指“人人有自主之权”,亦即尊重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反对一人而夺众人之权,指出专制社会君权重,民权轻,只有君权,没有民权,所以造成社会的衰弱。
设议院而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则是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目标。维新派认为只有如此改变政治体制,才能使中国返弱为强。康有为在一个奏褶中说: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为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故人君和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康有为《请定宪法开国会摺》。《戊戌变法》P236)
由此可见康有为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设立议会,创建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主张,其思想已是十分先进。
接着是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後迫於情势,也不得不接过君主立宪的变法方案,作相应的政治改革。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下诏,准备“仿行宪政”,定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後改为五年,从而开始了清政府覆灭前的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一九零八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但清末姗姗来迟的宪政改革最终不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终於推翻了满清帝制,使中国进入了持续至今的艰难动荡岁月,久久未能转专制为民主宪政。所以有人抱怨辛亥革命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从某些角度来说未尝没有道理。
当时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争论的焦点就是:一、要不要推翻满清统治;二是、通过君主立宪实现民主还是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国。
康有为的主张是“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也就是保留满清皇帝,进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在一八九二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主要以反满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号召。
康、梁等认为国家是个有机体,其成长有自然的顺序,不能越级而过,要慢慢让之长大。如果看到别人的儿子已经娶媳妇了,自己的孩子还没长大也要他讨老婆,这就行不通。在政治制度上当先由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然後由君主立宪而发展为全民做主的共和国。
孙中山则认为这种改良主义就像人家已在用新型的火车,你还要买老式火车一样可笑。所以主张一步到位,所谓“毕其功於一役”,要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问题,推翻满清,创建民国,还要平均地权,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的目标虽很理想,但实际做不到。事实上,辛亥革命只是解决了反满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是康梁的君主立宪之道,可能比较稳健。如果清末的戊戌变法甚至慈禧的仿行宪政实验能成功地持续下去的话,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和平渐进之路,从而实现民主,或许可以避免近百年的政治动乱。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如英国、西班牙、荷兰、丹麦、日本等等政治都非常稳定。如果中国的君主立宪制能成功,保留清王室的尊崇地位,但不实际干政,下行多党政治、议会民主、责任内阁制等等,则亦是十分理想的现代民主制。可惜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这一模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那麽我们今天怎麽办?经过了一百多年艰难曲折的道路,为追求民主自由,我们中国人不知抛了多少头颅,洒了多少鲜血,真是历经风雨痴心不改。但民主自由总是离我们那麽遥远,就像有个佳人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对照百年前的情况,中国人现在可以说是民智已开,都知道自由民主比独裁专制好,这几乎已是大家的共识。但具体的怎麽办,这个头怎麽开,怎麽样才能把这个佳人抬进门来,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要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去解决。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供大家参考讨论。
我这个方案参考了戊戌变法所倡的“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君主立宪制精神,慈禧太后预备仿行宪政的方法,以及邓小平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精神而设计的。这个方案可以叫做“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
      怎麽叫三十年不变呢?就是在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三十年之内,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不变。不变怎麽叫改良呢?这就是规定在这三十年期限内,中国共产党要逐步开放政权,扩大人民政治的参预度,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最终达成较成熟的民主制度。
具体的方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内阁制,改人民代表大会为真正的议会或叫国会;议会的多数党为执政党,其党魁出任总理,组成责任内阁。国家主席或叫总统,可以作为代表国家的荣誉职。这样的话就是议会立法,内阁行政。另外司法独立,改变目前的一元化专制体制。
另一方面就是最关键的国会议员的席位问题,因为谁在议会多数,谁就能掌握立法、行政之权为执政党。在这议员席位的分配上,该方案设计用法律来确保共产党在三十年中的多数席位,执政党的地位不变,而与此同时则要逐步开放出一部分来由各民主党派及独立人士参选。
具体的来说,三十年政改头五年,设定为预备阶段,实行社会大和解,如平反“六四”,昭雪死难家属,但不追究政治责任及参与镇压的官兵。要完成相关的改革立法,调整国家的机构,设立相关的政府部门,同时开放党禁、报禁,让有意参政的社会人士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发表政见言论,以作参选的准备。
经过五年的预备期後,第二个五年则实行国会选举,开放百分之十的议席由非共产党人提名竞选。第三个五年开放百分之二十的席位。依此逐步增加,到第六个五年可开放百分之四十九的席位自由竞选。三十年以後则取消比例名额制,全部议席开放自由竞选。
至於县、市、省、自治区级的议会,则视情况,在不同的年限设出不同的比例。级别低的议会,开放名额酌情可多一些,以加强养成地方自治的习惯。
另外各级地方行政首长也可照此精神,通过开放选举。如头十年开放县长直选,第二个十年开放市长直选,第三个十年开放省长、自治区首长直选;或者是头十年中的前五年开放副县长直选,後五年开放正县长直选,由副到正,依此类推。
我所讲的这些都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构想,详细的条例则以後可以再议。
那麽总的来说,我这个“三十年不变政治改良案”的基本精神就是“变法不变人,改制不改党”。虽然政治体制改变,但在位执政的人不改。因为历来变法的失败都是由於触及原在位执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难以推行。这方案可避免这弊病,所以我觉得这方案有以下各点好处:
    一、对共产党来说容易接受。我想目前共产党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是不知道专制制度不好,他们也有改革的意愿,但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推行政治改革,就会江山变色,千百万人头落地,搞不好像是苏联东欧一样,一夜之间被推翻打倒,甚至被宣布为非法,从政坛上消失,既得利益烟销云散。如果只是这样逐步开放政权,对他们来说就没有这种身家财产不保的威胁。如果说香港是“舞照跳,马照跑”的话,他们则“官照当,权照掌”,只是不能“污照贪”。那麽,至少三十年可以高枕无忧,过了三十年,目前四、五十岁的人按自然规律都要退出政坛了,那麽现在正在位的人还有什麽可以担心的呢?
      二、这样做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产党不进行改革的话,就是民主的绊脚石,但如果能这样进行改革的话,就能从负面作用转为正面作用,成为主导民主改革,稳定社会秩序的主力,其自身也就在这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政党。做人做佛,就看共产党的一念之转。转得过,即可立地成佛。
      三、这种方案可以使政治制度转型平稳过渡,不像革命在一夜之间换上一批新人,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可能运转失灵,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甚至会像辛亥革命以後的状况,陷入长年战乱,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及经济活动。
    四、这对民主派来说是一个机会,能成为执政党公开合法的制衡力量,而且能逐步磨练身手,参与国家治理,学习民主运作程序,逐步成长壮大。
总之,我想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有好处。这就像开一个叫中国民主股份有限公司,立下契约,共产党当三十年的大老板,其他的民主党派先从小股东做起,大家合作来治理经营,从中大家都有机会学习磨练,慢慢养成民主政治管理之能力和习惯,使民主这个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它慢慢养大成人。
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真的要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政治改革的话,现在就要立即著手进行,开始全面长远的规划,召集一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让朝野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共聚一堂,对各种改革方案细加研究,达成共识後,大家约法三章,依之而行。
比如说这个三十年不变方案精神可行的话,像工运、民运、军运各方就得遵守在这期间不得有鼓励人民起来推翻现政权的言行,而共产党也得遵守诺言,逐年开放政权。达成共识的方案就得通过修改宪法和制订相应的法律,如政党法,选举法等来予以规范,保证改革能依法顺利进行,大家不得违反。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现在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再这样下去,真是愧对百年来的民主先烈,也愧对子孙後代。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在一百年之後,还像我们一样来讨论他们一百年前的前辈怎麽又错过历史时机,陷他们於另一个百年苦难之中,那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港澳回归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从而寻找前面的路怎麽走。我的发言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下面能听到你们在座诸位更为精彩的见解。
在此我也想借这机会代表民联阵-自民党对港澳地区的民主派朋友表示最高的敬意;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坚持与投入,为我们大陆人做出光辉的榜样;愿他们成功,祝他们明天高票当选!谢谢大家!最後也谢谢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东道主。
(1998年5月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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