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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民主主义
2014-01-24 02:28:52 来源: 作者:王策 【 】 浏览:0次 评论:0

基督民主主义

——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新选择
 

小 引
 
一九八九年以来,国际政治起了很大的变化。东欧易帜,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立,终于因一方的自行崩溃而现出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很完美的体系。福山(Fukuyama)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他认为资本主义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已经发展到历史的尽头。在持这种看法的人的眼里,人类历史的前景似乎到了美国式的超级市场,就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发展目前我们中国人也陷在姓社姓资的二分法争论之中。除少数人仍然坚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之外,其他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人要戴着社会主义的帽子走资;另一种人则要名正言顺地走资。总之,好象世界上除了姓社姓资,就没有其他的姓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跳出这种社、资二分法的局限,以更开阔的眼光来探索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它既能吸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又能克服这两者的弊病,而且还具有这两者所没有的优点。也就是说,要走一条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有没有这样一条路呢?我觉得现代基督民主主义正是这样一条超越性的道路。基督民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崩溃而兴起。现在,共产主义解体的历史背景,再次给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显示出它的魅力。我希望它也将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明智的新选择。
下面,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将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哲学基础,接下来讨论它们在实践中的利弊得失,然后比较基督民主主义和前二者有何异同与长处,以及它对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形态的提升及发展有何意义。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哲学基础
 
1、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就是以土地、劳工和资本为主要成分的市场制度。人们生活的一切由市场来决定,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人类的图利之心。
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上的特点就是划分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西方社会仍然是习俗性(customary)或身分性(status)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固定的身分地位之中。可以说,整个生活都是公共化的,或政治化的。人们的工作、交换、崇拜、娱乐、婚姻和司法诉讼等,都是在一个固定的等级秩序之中,由封建庄园中的领主或神职人员所控制。因此,基本上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或者叫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分。到了资本主义市场产生之后,政、经开始分离,才明显地划分了这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则由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来决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经济人”的观念。人没有了固定的身分地位,生存问题已不能靠习惯或命令来解决,只能由仅仅受制于市场的、追求利润的人的自由行动来解决。人失去了依靠,被赤裸裸地抛进一个无情竞争的市场,孤军作战。一个人能否卖出自己的劳力、产品、知识,都取决于市场的需要。金钱则成了人们成功的标志。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说过:“黄金乃是十分神奇的东西,谁拥有黄金,便拥有他希望的一切。黄金甚至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撕下了封建宗法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现在是人人贪利求得,一切都是买卖关系。那么,当这样一个社会到来时,必然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来说明在一个人人自利的社会中,如何能整合社会的全体利益?在没有中心权威和传统习俗的稳定力量下,社会如何完成其生存发展的工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国富论》中,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斯密认为,人的自利之心是追求社会财富的动力。通过自由竞争的调节,人类的自利动机将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用所转化,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使整个社会获利。这就是他所说的,在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凭着这只手,私人利益和人类欲望可以被导入最适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这样,他就把人类自利的本能合理化为社会的道德。
现在,大家只要放心去求私利,社会的公利就会作为私利的副产品而出来。
那么,相应的来说,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是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政府对市场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不要管。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可以说,斯密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的理论奠基者。在市场机制和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原来的君主官僚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权威的继承,工商资产阶级为了否定这一合法性,就以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和人民主权论(people's sovereignty)来取代君主主权。因而,代表这种主权的议会(parliament)就成了立法机构。政府也应该是有限的政府,不得过多地干涉工商社会。于是,在政治上也像在经济上一样,人人都有权平等地参与政治市场的竞争。这样,人们从传统的政治权威下得到了自由。从理论上来说,自由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他们有权力,也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作出决定。这样,自由选择原则(The principle of free choice)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贯穿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根本原则。

2.社会主义

那么社会主义是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马克思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是一种进步,但他不认为这两个领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能够很好地协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相当于私人领域)决定上层建筑(相当于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在公共领域主张人人平等,但在私人领域,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和自由竞争的市场,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危机。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导致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和经济整体发展之说,只不过是一个神话。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特别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无法一致。在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上根本达不到在政治领域的民主与平等。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只不过是资本家的董事会,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所以,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社会主义要追求真正的民主平等,就是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统一计划,平等分配的社会来取代国家,最后到达国家的消亡。所以这种学说称为社会主义(Socialism),其最高境界就是“公社主义”(Communism)。[作者按:我们过去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并不准确,它只突出了经济—即共同财产的一面,而忽略了政治的一面。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还包括消灭国家,以公社来取代传统的国家政治组织的意思。公社是一个经济政治的统一体,更确切地来说,它是一个既无政治,也无经济,更谈不上财产的生活社团。所以用公社主义来翻译Communism可能更恰当一些。]
更具体的来说,社会主义首先要消灭私有财产,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要打碎维护这一市场的国家机器,以社会根据人民生活的需要,来协调合理的生产和平等的分配。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现的途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被剥削者起来消灭剥削者,剥夺者被剥夺,这样,阶级就消灭了。阶级一旦消灭,国家也随之消亡。所谓的社会或公社,则成为一个很笼统的管理协调部门。在那里既无市场,也无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恼人的政治、经济问题都不再存在。什么立法、司法、行政、政党竞争、选举、买卖、劳资纠纷等等一概自然消失。在公社里,人们过着最自由幸福的、诗一般的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理想和哲学基础。
 
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弊病与解决方向
 
1.自由和平等的紧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不协调,正是揭明了现代社会中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的紧张关系。但是,他看出了弊病并不表明他治病的方法就有效。实际上,这两者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没有解决好。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在实践上导致了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平等。拿美国来说,商业财产是高度集中的。约200家大公司(占所有的商业单位的0.0014%)控制了商业财产的50%。这种财富的高度集中于少数公司之手,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公司系统的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定、国家高级公务人员的任命、司法系统以及传播媒介,而且能操纵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造成公民们在财产、收入、地位、技能、资讯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人们在政治上不能平等参与。同时,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也必然要以商业利益为优先考虑。因为一旦商业出现不景气,政府执政的稳定性直接受影响。
实际上,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克服的两难困境。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又怎么样呢?
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者认为,消灭了私有财产,建立不以利润而以人们的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计划生产系统,就能克服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的弊病;同时,通过社会的统一分配,也就达到了社会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主义严重地损害了自由的原则。结果是政府滥用国家权力去强制性地控制社会生活的自由,并否定了多元主义的自由政治机制。因为,要达到这种人为的平等,专制性的政权必然要有意识地压制那些教育程度较高、工作机能较好的人们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自由结成政治组织的权利。所以,如何到达平等分配而又不损害自由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永远克服不了的两难困境。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压倒了平等,反过来又由于不平等而影响了行使自由的程度;社会主义则以平等吞没了自由,结果则是既无自由,也没有平等。两者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由和平等的紧张关系。

2.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

由于各种社会内部都存在着不协调的紧张关系,每一个社会都努力想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大多以发展福利国家来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则由于无法解决其困难,已成全面崩溃之势。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即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为解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探索与实践了一个较成功的方向。
现代的资本主义基本上已经克服了早期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现象。自二十世纪中期起,大企业公司已经不再坚持反劳工立场。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权益,并认识到社会救济政策在工业社会里是绝对必要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国家调节下开始普遍地实施。由于这种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形成劳资尖锐对立,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现象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工人阶级虽然不能享受到百万富翁的自由程度,但也能享受到丰富的食品,舒适的住房和高级消费品,失业也可以领到救济金,所以社会内部的紧张得以缓解。另一方面,政治民主的范围与程度,也通过普选制,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等而逐步扩大。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在相对稳定中发展。
北欧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则实行更全面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宣称自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当然,这是不同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是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发展过来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目的,并不一定要简单地把生产资料受归国有,或者说社会化,而是可以通过更复杂的方法来进行。他们的方法就是通过“功能性社会化”(Functional socialization),或者叫“功能性社会主义”(Functional Socialism)来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需求的矛盾。这种理论认为私有财产并非像一件东西要被国家夺取,而是一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诸如决定采用何种技术去生产,如何生产,产品价格多少,税收多少,工资多少等等功能,国家完全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功能加以控制,以达到社会化利益的目的,而不必取消私有财产本身。
视财产为可以分解成多种功能的这种分解式产权或所有权观念,实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大理论特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实行的是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既不认为市场万能,也不认为计划能奏效。混合经济一方面保持了私有市场的经济动力机制,另方面又致力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国家作为中立的角色而非阶级压迫的工具,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起整合协调作用。
总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曾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上作出很大的努力,以求解决社会内部自由和平等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当然,问题还是存在,只是得到一些缓解而已。
 
三,超越性的道路基督民主主义
 
1.基督民主主义的超越性意义与历史时机

在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基督民主主义和前二者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中国人今后应该选择的道路。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着眼于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关心的只是生产、分配、消费的运作,而缺少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人类在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之后,还有没有对精神方面的追求?终日忙碌,所为何来?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使人成为金钱的奴隶,社会主义则使人成为权力的奴隶,精神上不能得自由。
换一个角度来说,人如果只是执着于世俗的问题的话,世俗问题实际上也解决不好。只有从超越的角度反过来看世俗问题时,世俗问题才有可能更容易解决。基督民主主义就是人类在世俗问题上碰得焦头烂额之后,重新向至高无上者上帝回归的道路。人们希望在上帝那里寻求智慧和启示,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哲学上来说,都是近代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产物。这些哲学认为,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导致世界的秩序和正义,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指导下,以科学的办法予以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人如果离开上帝的公义,一意孤行,必将导致社会的灾难。所以,人类到头来不得不反省自己行为的取向。
从基督民主主义的产生与兴起的历史时机来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基督教的近代社会政治思想首先产生於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大革命虽然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但在实践上却陷入恐怖与暴政。断头台上杀死的不仅有国王、教士等革命的敌人,而且还有革命的儿女象丹东、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使人们看到,所谓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已使人类夸大了自己的智力,把自己抬高到上帝的地位,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人类的社会政治运作,不能离开上帝公义的原则。
第二次时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督民主主义在欧洲迅速兴起和发展。战争期间,法西斯以科学的暴行,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把战火烧遍欧洲。这些悲剧再次使人们认识到一个背离了上帝公义的政治运作有何等可怕。可见,无论是高举自由平等的法国大革命,还是赤裸裸地宣扬种族绝灭,以暴力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运动,由于背离上帝的公义,都造成可悲的后果。基于这一教训,基督民主主义终于成为重建战后欧洲自由世界的政治哲学。
现在历史正赋予基督民主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时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使人们有机会再次反思:为什么打着解放全人类,要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政治运动,会为人类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我们并不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主义之父终其一生为人类追求幸福的崇高愿望。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压所压倒,因为我们是在为人类而工作。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煊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确实,我们后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难禁热泪偷洒。但这热泪并非为惋惜他们生前的寂寞,而是为他们的理论在身后曾一度无比煊赫,然而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因而痛心无限。看看在共产主义运动波及的国家,这些年来杀死了多少人,难道我们还不会为之流泪吗?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法国大革命要杀人、法西斯要杀人、共产党要杀人?原因何在?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深感,在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解体之际,正需要以基督民主主义来重建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以爱与宽恕来取代仇恨与报复,使人和人之间不再互相残杀,在混乱中恢复秩序。所以说,这是历史赋予基督民主主义的一个新的时机、新的使命。

2.基督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者的比较

基督民主主义是一种既要成全人类世俗的生活,又能关注人类生命价值意义的超越性政治文化形态。我们不妨拿它来同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作一些比较。
首先,从个人在世间的定位来说,社会主义重集体主义,资本主义重个人主义,基民主义则重人格主义。所谓人格主义,其根本要义就是认为:人既非生产的工具,也不能被化约为社会的仆人。他是自由的、理性的存在。他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所造,被上帝赋予永生的命运,具有作为人的无上的价值与尊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和高度的责任。
个人主义的结果造成个人和他人的疏离,孤立的个体在社会中只服从弱肉强食的原则,人际关系必然紧张不安。集体主义使人沦为国家的工具,团体的奴隶,泯灭了个性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人格主义则既重视个体独立自由的价值,又注意人际关系的互助与和谐。
从价值观来看,资本主义重金钱,社会主义重权力,基督民主主义则重人的精神,即道德生活之充实与生命意义之实现。所以基督民主主义把社会产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基本产品,即维持生活之必需品;第二类为舒适产品;第三类为精神产品,如宗教信仰,音乐、艺术等等。
     从经济方式来看,社会主义重计划经济,资本主义重市场经济,基督民主主义则重混合型经济。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重分配,资本主义重生产,基督民主主义则分配与生产并重。
从人际关系来看,社会主义重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重自由竞争,基督民主主义则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
从政治制度来看,社会主义讲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实行代议民主制,基督民主主义同样也采取议会民主制。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基督民主主义三者之间的异同可列表如下: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基民主义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人格主义
权力 金钱 精神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混合经济
平等 自由 二者兼顾
阶级斗争 自由竞争 合作协调
阶级专政 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看到基督民主主义的特点就是把人的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和现实的政治经济诉求相结合,以谋求一个人的完满的生活。它看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利弊,从而致力于克服这二者的缺点而取其所长,走一条中间超越的道路。这是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当然,基督民主主义作为人类政治哲学决不可能十全十美,能解决人类生活所有的问题。但是,它是在合理的前提下,寻求一条相对合理的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其方向是正确的。
 
四、基督民主主义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
 
1.两个危机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基督民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兴起,它成为肃清法西斯主义、抵抗共产主义,重建民主宪政,凝聚欧洲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基民主义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中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接受其思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阵营解体之后,基民主义在这些国家也开始重新出现,如在原东德大选,也是基督民主党获胜。总之,基督民主主义已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它虽然不象共产主义兴起时那么来势迅猛—因为共产主义是带着暴力而来,它是带着和平而来—但也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所接受。
我认为这条道路也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走的道路。原因是首先我们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两个危机:一个是文明衰落的危机,一个是现实社会解体的危机。在这社会转型关头,基督民主主义可以指引我们度过危机而走上复兴之路。
文明衰落的危机近年来已被许多人所讨论,《河殇》电视连续剧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中国原有的混合儒家、佛教与道教的文明已无法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共产主义的破除旧文化运动,更使中国传统文化凋零殆尽,甚至连其中的精华也被抛弃。所以,目前能用来作为建设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已相当有限。再加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中国人在精神文明上更是没有着落。腐败堕落正在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此时此刻,正是宣示人们向上帝回归的关键时刻。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宗教。斯本格勒(Spangler)在《西方文明的衰落》中有个观点,大意是说:文明的春天起源于伟大的宗教,继而由于理性和科学的发展,进行了非宗教的过程,文化的神秘色彩被剥落,深刻的灵魂归于平淡,精神创造力开始衰竭。到了文明发生危机时,往往需要借助于第二次宗教化。或者复兴原来的宗教,进行宗教改革;或者引进外来宗教结合原来的宗教,重新生发一种新的文化,使趋向衰落的旧文明焕发生机,得以复兴。
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文明衰竭的时候,也需要有第二次宗教化的文明复兴运动。其途径就是以基督教文化来结合传统文化,以产生一种新文化。
这种借助外来宗教以丰富中国文化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就已经有过,而且影响深远。就是在汉末当传统的子学和经学衰微时,传入了印度的佛教,经过融合,产生了唐代的盛世文明,并滋养了宋明理学。当时的外来宗教—佛教,现在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堪称国粹。可以说,唐玄奘作为历史上留学生的代表,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西天取经,”把印度的佛教文化带到中国。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要把基督教文化带回中国,以谱写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西天取经,”为中国文明带来第二个春天。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社会解体的危机。中国大陆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专制政权几十年来的镇压和迫害,在人民中积累了很深的怨毒与仇恨。再加上官僚的腐败,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尖锐对立。而且,几十年来的斗争哲学已深入人民意识,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权解体,很可能出现战争内乱。那时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报复仇杀,以及大规模生灵涂炭的惨剧。很可能使中国政治的发展陷入专制—内乱—专制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转型期特别需要有一种宣扬爱和宽恕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来化解社会各阶层的对立情绪,共同促成和平转型。
基督民主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它将以耶稣基督的爱和宽恕为根本精神,致力于社会转型的和平过度,避免人为的灾难。它不仅对人民,而且对执政者都有好处。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第二个危机时所急需的。
 
2.两个重建

再进一步来说,我们除了要应付两个危机之外,还面临两个重建的任务。一是要重建精神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二是要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两个任务又是相辅相成的。在旧社会解体转型之后,我们必然面临一个没有信仰,价值观念混乱的状态,社会将陷于一盘散砂。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十二亿人口,凭什么精神来重新开基立国?凭的就是耶稣基督广大无边的爱。要以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精神使全体人民达到兄弟般的团结,以全新的精神气象来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来解决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
我们不能光凭几句没有具体内容的自由民主的空洞口号,这些口号必须要植根在深厚博大的精神文明之中,才有实质性的意义。基督民主主义能为我们完成这两个重建的任务,提供一整套新的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五、爱和权力相结合的新政治文化
 
1.中国基督民主主义的探索

为了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我在一九九一年初写了《中国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义与中国文化》一书。在那本小书里,我力图探讨如何将基督民主主义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以建立一套适合中国文化,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建设性设想的中国基督民主主义理论,其基本精神就是以“基督精神为体、民主制度为用,”来建设一个“五化三伦”的社会。
关于五化三伦的具体内容,这里不拟多讲。我只是想指出该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试图把爱的伦理同社会政治的理论与运作结合起来,以彰显基督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过去,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政治就是耍阴谋权术,争权夺利。因而,政治家都应该是一些兼有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狠的人。但是基督民主主义的理论却是完全相反,它意味着我们中国将来从事民主政治的人,应该是一些有爱心、诚实、谦卑的人。政治活动应该是一种为同胞谋福利的道德实践。

2.“反政治”

实际上,这种新的政治观念在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后已经出现。这就是捷克总统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的观念。
他说:“我赞成反政治的政治,这就是政治不是作为权力和操纵的工具、压制人的控制论规律或实用艺术,而是作为追求与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方法,保卫这样的生活,并为之服务。它在本质上是人道的,是对同胞的可以人道地来衡量的关怀。我想这种政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但是我仍然坚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笔者译自Vaclav Havel,“Anti-political Politics”,In Kean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P.396f)
哈维尔看到,当一个专制社会解体,人们初获自由时,一切恶习败行都随之涌现,而大量潜在的善意,仍在社会中酣睡。哈维尔认为,作为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酣睡。他在“失乐园”一文中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唤醒这酣睡中的,或是莫知所措的潜在意识,赋予它生命,指引一个方向,打开一条通路,鼓励它,给它一个空间,或者只是给它一个希望。人们说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话是确实的。政治人物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及它的潜势的体现。同时非常矛盾的是,相反的说法也是真的:社会是它的政治人物的一面镜子。大致说来,是由政治人物来选择哪一些社会力量该解放,哪一些该压制;他们选择去依靠每一位公民的善性,还是他们的恶性。
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如自私、妒忌,以及仇恨。这就距离我们应该得的东西太远了。同时,也就是他们负有使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现状的责任。也因此,今天在干政治的人们,对社会道德负有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找出社会中的精华,加以发展,加以鼓励。”(哈维尔:“失乐园”,载《民主中国》第十期)
哈维尔在这里指出了政治人物和社会互动的关系。政治人物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他们是可以主动地影响社会的。也就是说,他们负有倡导优良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的责任。我想,承担这种责任,也是我们中国新一代政治活动家的艰巨任务。

3.爱与权力

如何把对同胞的爱结合到政治实践之中,以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确实是我们中国人今后要努力的方向。美国的人权运动先锋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他的一篇题为“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演讲中,对如何把爱和政治权力相结合,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
“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爱的观念和权力摆在两极对立的位子。因而,爱即表明放弃权力,权力则否定爱。就是这种误解,导致权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力排基督教爱的观念。同样的误解,导致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基督教爱的名义下,排斥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摆正它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与滥用的,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与贫血的。权力最好的状况是以爱来实践公正的要求,公正最好的状况就是以权力来纠正一切违反爱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前进中必须要认识到的。”(笔者译自Martin Luther King JR.,A Testament ofHope,1986:247)
我觉得,马丁·路德·金把爱的道德实践和政治权力运作相结合的论述,正是指出了基督民主主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中国人民需要努力学习追求的。要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提升中国文明的形态,创新政治文化,把基督精神和民主制度带回中国,以完成第二次西天取经,就要靠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思考探索中国文明的走向。是继续专制—混乱—专制的恶性循环,还是毅然走上一条重生之路,就看我们如何选择。值此非常时期,危机中蕴酿着转机,我们祈求上帝的看顾与带领,赐我们以智慧、勇气与力量,使灾难深重的中国最终能脱胎换骨、沐恩重生。
 
[注:该文为作者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芝加哥召开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中国重生之路第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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