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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和党宣言(通过)
2014-04-17 22:56:58 来源: 作者: 【 】 浏览:0次 评论:0

中国共和党宣言(通过)


一、绪言


中国共和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于公元2014315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本党的章程,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讨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兹发表本宣言向世人宣告中国共和党正式成立,并向世人阐明本党的立党宗旨、政治纲领,以及奋斗的愿景。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至今已逾百年,但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先贤们的创建共和宪政之梦在中国大陆尚未得到实现,作为中国民间政治反对派,我们的建党宗旨就是要肩负起前人未竟之历史使命,重新出发,开创宪政,再造共和。

考之近、现代中国历史,辛亥革命虽然揭开了中国人民追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之序幕,激扬卓烈,可歌可泣,但走向共和宪政之路却漫长而坎坷。辛亥之后先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以共和之名而行专政之实,滑向了一党专制的“共和国”模式。

所幸的是,播迁台湾之后的中华民国,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平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共和国。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岛内人民长期的奋斗争取,国民党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在临终前认识到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终于顺应时势,明智革新,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使中华民国在台湾顺利进入“宪政”期。此后经历了党禁的开放,宪法的修正,国会的改选,省、市长与总统的直选,政党的轮替,现在的台湾已经过宁静革命,圆了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走向共和之梦。

返观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三十年来经过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长足的进长,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未能跟进改变,经济体制又未能完善,致使中国的经济沦为中共权贵掠夺经济,中国的政治则沦为中共权贵贪腐政治。现在的公权力占有者就像一只失控的野兽,可以肆意侵吞人民的财产,凌犯人民的各种权利,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未能得到合法的保障。

特别是中国执政当局至今不能正视现实,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反而坚持所谓的“制度自信”,坚决走一党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拒“宪政”的民意渴望。他们断绝了公民的议政、参政、监政、执政之路,对人民的合理诉求一味打压维稳,使官民矛盾日益激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公民抗争事件遍地烽烟,社会对抗已近爆炸的临界点。

中国大陆目前一党专政的统治正陷入百病丛生、天怒人怨的困境,现有的政治体制将难以为继。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发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大变革以何种形式发生,我们难以预料。但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深爱的祖国要在一片战乱的废墟上去重建,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有序的方式、去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就像在台湾的“宁静革命”一样,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政治转型的成功,以达成共和宪政的目标。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与组织上都做好准备,以因应之、引导之、策动之,于是中国共和党应运而生。


二、中国共和党的八种普世价值观


中国共和党倡导实践八种普世价值(Value):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富贵。本党今后具体的治国方针公共政策等等将在遵从这些普世价值的原则下作出制定,兹分别阐述如下:

共和:

“共和”原意是指是和“君主”专制相对而言的民主政体,其本义是立国之本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公共意志,共和国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正如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所言:“政治乃众人之事”,其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有、共治、共享。

美国的开国元勋約翰·亞當斯总统曾说:“一个共和国仅仅是指这样一个政府,其中所有人富人和穷人、长官和老百姓、官员和人民、主人和仆人、元首和其他公民都同样地服从于法律。这事实上似乎是共和国真正的、并且唯一真正的定义。”

共和的观念也涵盖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诸方面,是个统合性的价值观。

民主:

“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在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主权归属问题,其次是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运作的功能问题。

从本体意义上来说,民主的根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人民有权利去授权或更换对其行使治理的政府,从而保障自己不受“暴君”或“暴党”的长期甚至永久的统治。《民主的模式》一书的作者大卫黑尔德(David Held)说:“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公民有可能去改换一个政府,从而保卫他们自己不至沦于被一个不能置换的政策制定者所统治的危险。只要政府能够改变,只要选民有对不同的政党纲领(至少两个)进行选择的可能,暴君的威胁就可得到制约。”

从功能方面来说,民主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权力趋向独裁与腐化。如果我们把周期性的选举看作是时间意义上对权力的制衡,那么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多党竞争则是空间意义上对权力的制衡。这样我们可以对政治民主作出一个非常简单而明确的定义:民主是在时、空范围内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机制,它包括周期性选举、三权分立与多党制。赖此机制人民方可避免独裁与腐败对其带来无可挽救的祸害。

自由:

当代新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主张“无支配的自由”,它统摄超越了传统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二分法,使自由观更为深刻全面。

消极自由即指个人或社会团体的发展必须免受国家的干涉,它们享有独立的自治权力;积极的自由则指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去维护这些个人或社团行使自由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具有行使自由的能力。“无支配的自由”则从“自由”与“奴役”相对比入手,指出奴役是一种人们受制于他人的独断意志的状态,认为奴隶即使在没有受到主人的实际干涉,其言行举动仍然处于主人无形的支配之下,不可能求助法律保护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奴隶不但没有言论、行动等诸种自由,而且会造成扭曲心理,趋向用谄媚、拍马与自律来得到好处。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处于这种奴役状态。必须要从这种外在国家强权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公民与公民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即“无支配的自由”。

共和主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本身不能支配其公民,反而要为他们提供法治的保护,以防止内部或外部各种独断自私权力的支配。事实上这种自由只能在自由法治的国家才能得到,这也是我们力图要实现的目标。

平等:

首先平等是一种天生的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可按他们各自的能力相应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工作,除他们的品德、才能造成的差别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差别。”同时,平等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必须。没有平等,就没有社会的正义可言。平等就是要求政府给予每个公民同等的考虑,每个公民有权获得同等的关怀与尊重。

平等主要考虑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社会成果分配的尽可能平等,并特别照顾弱势群体,尽量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正义论》的作者罗斯指出:在一个平等的社会,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如果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得不实行某些不平等的法规或政策,那么其中获益最多的应该是处于最不利状态下的那部分人。

博爱:

“博爱”作为近代政治革命中的核心价值是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最初提出,它确立了法国的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它的国旗——“三色旗”中的三种颜色分别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与价值。

西方的博爱精神来自基督教,耶苏基督向世人宣示的两条诫命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你的上帝与爱人如己。

中国文化中也充满“博爱”的思想,如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说:“仁者爱人”;墨子讲:“兼爱非攻”;韩愈说: “博爱之谓仁”。中国传统政治的“仁政”亦是以“博爱”为核心,《孝经三才章》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并称之为“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一生留下“博爱”的题词有六十四件之多。

如何摒弃中国社会上多年来提倡的“斗争哲学”,化解仇恨,重塑把对神明、天地万物与人的爱结合到政治实践之中,以产生一种新的“博爱”的政治文化,是我们共和党人今后要努力的方向。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在他的一篇演讲中,对如何把爱和政治权力相结合,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

“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爱的观念和权力摆在两极对立的位子。因而,爱即表明放弃权力,权力则否定爱。就是这种误解,导致权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力排基督教爱的观念。同样的误解,导致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基督教爱的名义下,排斥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摆正它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与滥用的,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与贫血的。权力最好的状况是以爱来实践公正的要求,公正最好的状况就是以权力来纠正一切违反爱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前进中必须要认识到的。”

法治

法治”作为一个根本的治国原則与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是指在社会中法律是最高的规则,一切依法办事,沒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政府机关的行为也必须是法律許可的。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要納入法律的轨道受法律的制約不得任意执法。這些法律本身须經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的,以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意愿与公正的原则。

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事实的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广义的法治则扩展到个人的实质性权利,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在宪法中涵盖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人权条例。法治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提供了保障,使之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同时广义的法治还包括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国家权力关系,限制权力滥用,确保司法独立等等。所以,从广义来说,法治与宪政体制与民主政治密不可分,在一个专制的国家,谈不上法治。

人权:

人权观念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是不可转让和不可被剥夺的。国家的公权力或其他后天设定的组织权力均不得侵犯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权利,并强调指出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说:“鉴于为使人类不致于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为了确保个人权利能受到法治的保护,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我们主张参考国际上与联合国颁发的各种文件,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等等,起草通过和宪法享有同等地位的《中国人权大宪章》,并设立中央及地方的各级“人权保卫部”与“人权法庭”,主持完善人权保障事务及有关人权受侵犯的诉讼。

生活在新“共和宪政”体制下的中国人,不分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政见、地域户籍、家庭出身、贫富贵贱,他所享有的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人权将受到立法、行政、司法等三大国家权力(人权大宪章、人权保卫部、人权法庭)的绝对保护而非任意践踏。一切侵犯人权的事件均将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在这一宪政体制中,中国人民不再沦为一个毫无价值的贱民,他们将从各种社会政治支配宰制中获得解放,摆脱肉体与心灵的被奴役与被扭曲状态,回归本真的善良美德。他们将享有真正作为人的安全、自由与尊严!

富贵:

富贵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管子·牧民篇》说:“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治国的目标就是使人民脱离“贫贱”,共享“富贵”。

要达到人民“富贵”的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经济体系,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要求与提高人民生活的品质作为它的首要目标。它即要注意生产的发展,又要注意分配的公正。社会主义以平等压倒了自由,资本主义则以自由吞没了平等,二者均有弊病。共和主义则要求兼顾自由与平等,以达到社会的公正,从而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具体的说,就是要实现一种“混合型经济”,从生产方面来说,一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二是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并存;从分配的方面来说,一是要兼顾业主与工人的双方利益,二是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推行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注意通过立法,健全法制与税收制度,以国家的适当干预对私有经济作功能性的社会制约,避免市场的混乱,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全社会均可从私有经济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以达成人民追求富贵的目标。我们的理想就是使人民脱离贫穷卑贱的状况,暨能享受富裕的生活,又拥有尊贵的地位,人人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


中国共和党的八条宪政体制框架


本党追求建设的共和宪政框架是在坚持以“主权在民”为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一人一票、官员民选、多党竞争、党军分离、权力制衡、司法公正、地方自治、官民共管”等八大宪政设施。现分述如下:

“主权在民”就是指国家的政治权力归全体公民所有。从民主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政权的政治主权不在国家手中、不在政府手中、不在某一政党手中,也不再任何一个领导人手中,而在每个身份平等的个体公民手中,这就是每个公民应该拥有的政治主权。

现代民主政体的权力基础建立在每个公民所投下的一人一票的选票上。公民通过选举投票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的选举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人民向管理者授权的简单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选举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这就是“主权在民”的真意所在。

“一人一票、官员民选”,就是实现民主的普选制,每个年满法定年龄的公民无论性别、年龄、民族、信仰、社会状况,都有选举投票以及担任候选人的权利。政务性的官员除了因随执政党上台组阁而被任命的的官员外,各级政务官员、地方首长,均得由公民定期投票选举产生。

“多党竞争、党军分离”,就是实行多党制进行公平竞选,任何政党不得拥有军队或其他私家武力,否则就是绑架人民,霸占国家政权的武装团伙,而非现代文明意义的“政党”。一党有枪,别党无枪,怎么同你公平竞争?你党有枪,它党也有枪,那不又陷入一场血腥内战?

什么叫“改革”?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放下枪支,把选票交到人民手中,这才叫改革!这是现代国家由专制野蛮向民主文明转型的唯一道路。一个“政党”用枪指着人民,强迫人民服从,何来“制度自信”?

“权力制衡、司法公正”,权力制衡是现代民主宪政权力结构的根本原则,即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三权分立,以避免因权力集中而产生的腐败与弊病。广义的权力制衡还包括各种非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如利益集团、媒体、政党等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衡。

“司法公正”方面,我们主张奉行司法的独立与专业精神。为了杜绝司法腐败,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我们主张试行检察官与法官定期由专业司法委员会甄别拣选,或由辖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凡具有法学院毕业或与其相当的学历,并有一定工作年限资历的律师、法学教授与司法部门的专业司法人员,均可被推荐或自荐为各级检察官和法官的候选人,由专业委员会甄选或选民选举产生。我们也主张逐步建立中国司法上的陪审团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杜绝司法上的行贿腐败、营私舞弊、制造冤假错案,祸害无辜。

地方自治、官民共管”,是基于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共和的政治社会构建采取一种自治的模式,共和主义者认为政治是一群自由平等者之间共同治理自身事务的事业。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秦代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制,治理的模式是“治人”与“治于人”的“主人”与“奴隶”的管理模式。这种强力支配的管理模式正是共和主义要竭力避免的,所以中国政治管理的模式要逐渐从独断的主人“他治”转型为自由人的“自治”与“共管”。

我们主张采取类似美国联邦式的各州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模式,消解中央集权的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国家权力去中心化,中央放权,由地方平等自治,从而变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结构为平面网络状的地方分权结构。这一结构模式也同样有利于解决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问题,消解其分离倾向,使他们更愿意留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官民共管”就是要扩大开设公民议政、参政、监政的各种不同渠道,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和政府官方共同管理国家。其形式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以及形形色色的公民社团、公民会议、辩论民调、工作坊、学习圈等等,来实践 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称协商民主),使参与者在资讯充分、发言机会平等与決策程序公平的条件下,对公共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並以說理的方式提出可行的方案,以补充“代议民主”之不足。

综上所述,中国共和党所制定的宪政目标,就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以“主权在民”的原则为基础的,以八大宪政设施为主体的新共和宪政体制。


、中国共和党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之方式途径的建议


本党认为当今摆在十三亿中国大陆人民面前最艰巨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型,由一党独裁专制转为多党共和宪政,以圆我们中国人民百年来走向共和之梦。

如前所述,构建宪政体制的基石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政治体制由专政转为宪政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治主权由前者的“独裁者主权”或“一党主权”向后者的“公民主权”转移的进程。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改变政体,转移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方式,一种是改良的方式。

所谓革命的方式,就是原政治体制的执政者拒绝向人民作权力上的移交,因而在内战、政变或人民起义中被强制推翻。旧政体顷刻间崩溃,新政体得以建成,国家权力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实现了转移。

至于改良的方式,就是原政治体制的执政者,出于开明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在国家社会政治需要改变的历史关头,在内外环境的压力下,认清形势,主动地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向不同的主体有序地移交了权力。

本党在主观上倾向于以改良的途径,通过执政当局和民间的公民组织以及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的合作,以和平、有序、渐进的方法来实现国家治理权力的转移,而非一定要通过战争或暴力革命于一夜之间来实现。

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权力移交可以通过一种“增量递进”模式来进行。该方式通过对议会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多数党在一定年限内继续执政,但向公民开放直选的席位则逐届递增;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公民直选,则是从低级开始,如从县、市、省逐级上升,开放给公民直选。这样经过一定年限的权力转移,最后完成政治主权向公民主体全部移交的程序,实现“主权在民”的共和宪政。

我们认为这套方案是对人民和执政党双方都有利的“双赢”方案。对人民来说,虽然要付出一定的年限,但最终赢回了自己的政治主权;对中共来说,则是通过权力和平转移,赢得了安全的退路,免遭转型后的清算。另外,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华丽转身,自己也从一个专制型的政党转化为民主政党,政治生命得以持续。

而且,这种有序可控的政治转型可以避免社会因急剧的变化而释放出各种激烈矛盾,产生混乱失控,甚至战乱与专制的回潮,导致转型失败。如果按此模式设定,则能保证转型能按制定的时间表,朝既定目标循序渐进,最终得以成功。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庞然大国,其转型更需要有长远通盘的规划,方能和平达成。

当然,本党建议的方案仅是改良的方式之一,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与方向,希望集思广益,研究探讨出其他更为切实可行的改良方案。

值得说明的是,国家政治体制转型的和平达成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也是我们要极力去倡导促成的,如果中国执政当局执迷不悟,坚持“我们就是不改”的蛮横态度,或搞些似是而非的“伪改革”以来忽悠人民,则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将不可避免。如何引领新共和革命的到来,以达成中国公民主权大革命的成功,亦将成为我们勇敢面对的选项。


四、中国走向共和的愿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当局现在不仅面临着社会政治由专政向宪政转型的巨大压力,而且还要应对日益兴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倾向;港、奥特区人民的民主自治要求;以及如何化解台湾独立诉求,和平达成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重新统一等等一系列保持其疆域完整的重大挑战。可以说,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华红色帝国,已陷中原鼎沸、四海离心,面临土崩瓦解的危局,前景堪忧!

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的分离问题,以维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一直是国家政治进入转型时期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处理不好,国家将陷入解体。有人认为中国民主了,国家一定会分裂,所以维持强势的专制统治是必要的。而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只有采取和平有序的转型方式,在民主的共和体制之下维系各民族的团结,国家才不会分裂。

当时在辛亥革命之后,“五族共和”成为是中华民国立国初期的政治共识,它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在共和的体制下和谐相处。它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分别代表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

立宪派的政闻社主笔蒋智由在《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一文中主张“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反对“一族为主、各族为奴”,力主“各族皆为主而非为奴”的共和模式的统一,他认为“以政治权分配于数个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份,而视国家为已所有之物,则对于国家亲切之心日增,即对于民族憎怨之情日减”。

孙中山1912年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 “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

我们认为今日重温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立国政策,对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转型来说,也完全是合适可行的。以民主、自由、平等、自治、博爱的新共和原则来处理各区域民族的关系,必定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从而构建一个各地区民族共荣共治的新共和国。

就目前来说,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坚持的“中间道路”的方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不追求脱离中国的独立,但求高度自治,是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具体的内容可以讨论,处理两者的关系原则可以接受。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的有实质性意义的会谈应尽快举行,以避免日复一日的藏人自焚悲剧的连续发生。港澳地区人民要求特首与立法议员普选的民主愿望应该予以满足,他们的新闻自由等等也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些都符合“港人治港”的地区自治原则,蓄意阻挠破坏,只会引起他们诸如“占领中环”之类更大的公民抗命活动。

至于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关系的解决,目前尚无一而就的可能。首先必须承认两岸分治的结果是由国、共两党的内战造成的,中华民国作为战争的一方依然存在。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两岸首先缔结和平协议,终止战争状态,承诺不再让两岸人民互相残杀的悲剧重演。至于两岸以何种方式重新统一,可以有多种途径方式。或者首先在大陆开辟一个政治特区,由两岸人员以民主的方式来合作共治。如此逐渐推广,在一定年限内形成全面范围的宪政民主,以达成统一。或者等待在中国大陆一方自身实行了宪政改革之后,再坐下来平等协商。最理想的是由于两岸都实行了宪政民主,双方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克服了障碍,愿意完全融为一体,再次建成一个单一的统一国家;或是台湾宁愿保持以目前国家形式的“分治”,两岸以“大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或“欧盟” European Union)的模式组成两国一体的“大中华联邦”,或“大中华共同体”以实现统一。凡此种种可能,都是今后可以讨论协商的选项。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考虑到多民族、多地区的目前诸多纠结的困境,也只有走共和宪政之路才能化解。中国执政当局目前的思维方式依然陷在加强中央集权,死保红色江山这种紧紧“抓住不放”的维稳心态。殊不知以目前的状况,不管是权力也好、江山也好,硬抓是抓不住了。为今之计,只有“放权”才能“保权”;只有“放江山”,才能“保江山”。为政之道,也就是和人民共同走共和之路,来个华丽转身,和人民共享权力,和各地区各民族共享江山。这样才能在松散中求统一,在动态中求平衡。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实际上就在执政当局的一“抓”一“放”之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共和党人願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一道,顺应世界之潮流,奋斗实践我们中国共和党的“八一八政纲”,即努力追求在中国神州大地建设一个以“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富贵”等八种普世价值为支柱的;以“主权在民”的原则为基础的;以“一人一票、官员民选、多党竞争、党军分离、权力制衡、司法公正、地方自治、官民共管”等八大宪政设施为主体的新共和国,使之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圆我国人百年共和宪政之梦。

肆虐人类世界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幽灵正在迅速走向湮灭,闪亮的共和之星冉冉升起。觉醒的人民必将从漫漫的共产主义寒冬中走出,摆脱奴役,翻身做主,迎来一个光明自由的中国共和之春!

签署人:

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

2014315日,于法国巴黎


(该宣言在中国共和党成立大会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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